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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希忠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全国法院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以下内容一律不得发布：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被告人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未成年当事人情况的各种资料；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除审判结果和必须发布的事实、理由以外的其他内容；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情况及上下级法院的内部函件；院领导指示不得发布的其他信息。（2006年9月12日新华网）

法院系统设立新闻发布制度，终极目的是保障公众知情权。但是，知情权只是公民权利的一个部分。当知情权与其他权利产生冲突时，法律就必须进行平衡，使各种权利的保护能够兼顾。比如，当知情权遇到保密权、个人隐私权、未成年人隐私权时，从法律谱系的排序来看，优先保护的就应当是后者。因此，设立法院新闻发布“禁区”，很有必要。

然而，在发布“禁区”的设立方面，笔者还是有个小小的疑问，那就是，“院领导指示”能否成为新闻不许发布的理由？

首先，法无明文容易产生模糊地带。由于前面几条都是列举性的，发言人不难掌握。但“院领导指示”却是概括性的，发言人必须从多个方面进行厘清：院领导指的只是院长、副院长还是包括庭长以及各类行政干部？上级法院领导的指示要不要听？地方政府的招呼是不是也要遵守？不同的理解，很可能产生不同的执行效果。

其次，外延过大很可能留下滥权的空间。“院领导指示”可划“禁区”，实际上相当于将新闻发布权给了院领导。那么，哪些是该公布的，哪些需要保密，一个院领导的风格，很可能成为决定因素。很显然，这与法治的理念是相悖的。而如果遇上“三盲院长”那样的“问题领导”，事事都想捂着，也就意味着公众知情权的剥夺。

再次，指示的随意性很可能催生小道消息的流行。设立新闻发言人的目的就是为了主动面对公众，防止小道消息传播。但是，如果公众的知情权因为“院领导指示”的原因而没有满足，同时通过法官渠道获知消息的可能性也已不存在（法官已被禁止擅自接受采访），就不可避免令人产生种种猜疑。而这种猜疑，很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司法公正性的信心。

所以，我赞同法院发布新闻设立必要的“禁区”，因为这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但是，最好不要用“院领导指示”这样的方式来划定。我们应当把工作做的更细一些。出台一份细则看起来可能繁琐，却远比这种口号式规定更符合法治精神，也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