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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不是招不到工人”，谈到近年连续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一位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吸塑厂的老板说，“问题是招到的工人很多都留不住。”

2005年年底，这个吸塑厂的50名工人，走了40名。再加上以往的零星辞工，该厂全年的工人流动率远高于100％。

对于珠江三角洲的大多数老板来说，眼下他们要操心的事情除了订单和生产以外，还包括怎样招到合适的工人？怎样留住这些工人？

工人辞工的理由很多，除了工资低、加班时间长以外，生活条件、人际关系等新问题也影响他们的去留，甚至连“冲凉房里面有蜘蛛网”、“厨房师傅做菜太咸了”也成了堂而皇之的借口。

一位制衣厂老板经常看见，农民工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挤在公车上，从一家工厂搬到另一家。“以前我坐小公共，根本没那么多人。他们不是去上班，是在路上不停地找工作。”

无论是以前的“民工潮”还是近几年的“民工荒”，究其原因就是，每个农民工都在一个“辞了找、找了辞”的圈子里无止境的循环。让研究者不解的是，什么原因促使农民工不愿稳定在某个工厂，而是不停地搬来搬去？

为了解农民工的流动原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农村发展研究所共同组成的课题组于2006年4月进行了一项针对珠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问卷调查。该调查选取了广东省东莞市的3个镇9个厂，涉及3种密集型加工制造行业，共收回有效问卷655份。

尽管频繁换厂，他们仍是劳动力市场中最弱势的一群

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工人都换过很多次工作。为研究方便，笔者把这些流动形式归纳为“行业流动”、“地域流动”、“工种流动”等。其实在农民工眼中，辞了工下一份工作可能还是老样子，搬到了新的城市也没有太多惊喜。一位年轻的打工者小刘说：“我们就跟桌上的台球似的，滚来滚去也离不开这张桌子，能跳出台的情况太少了。”

在工厂里，工人的工种是根据对专业技术的不同要求划分的，通常包括“杂工”、“普工”、“指导工（师傅）”、“文员”、“品检”和“管理人员”等。不同的工种决定了工作内容、待遇，甚至对待工作的态度都有所不同。

职业流动频率最高的是杂工，平均每人每年换0．46次工作。占工人群体最大比例的普通工人，流动频率是每年0．37次。虽然杂工和普通工人的数量庞大，但是他们往往缺乏技术资源和机会资源，尽管频繁换厂，他们仍是劳动力市场中最弱势的一群。

三年前，一位30岁的四川籍男工怀揣着学一门技术的愿望来东莞打工。因为学历不高，没有技术，他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工厂、工位已经不知换了多少次，可是他却越来越苦恼：“别说技术没学到，钱没挣着，还把自己的身体搞伤了。到现在为止，我还像是一个没有成家、四处流浪的人。”

技术最好、地位较高的“指导工”也热衷于“流动”。他们的平均流动频率是每年0．45次。有工人在调查中说道，“要是没什么技术，换到其他工厂也一样，工资不会很高”。相反，技术好的“指导工”则是市场上的“抢手货”。有老板告诉我们，要招到一个好的“指导工”非常困难。一旦录用，他们能拿到很高的工资。那些真正具备了“指导工”实力的工人对自己的能力心知肚明，所以他们不断地在企业之间辗转。

“当‘师傅’的也需要经常跳槽。”一个被访工人介绍说，“师傅”们应该是什么货都知道，该怎么做和怎样要求工人他们也要知道。他们跳槽是为了积累更多的经验。在珠三角地区求“技工”若渴的形势下，“师傅”们的频繁换厂无疑让“技工荒”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打工生活就是“我的大学”，打磨掉了农村的生活习惯

在访问中，几乎每个工人都会对我们说：“想家。”可是，想家的人回到家乡却发现，自己很难重返过去的农民生活。一位被访者说：“有时在外面打工想回家，回到家的时候又想出来。”适应了工业生产的农民工，过的已经不再是“农民”的生活。他们从一家工厂跳到另一家，从各个角度体会着他们生活的城市、打工的工厂。

要在劳动力密集的珠三角地区找到工作，农民工首先要学着适应新工作和新环境。在工厂里，他们每天需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在农村的家里，他们可以睡到太阳下山。另外，工厂里拥挤的宿舍，贫乏的娱乐生活，都强制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

不管愿不愿意，他们适应新生活的能力变强了。他们在和同宿舍工友的吵架中学会怎么同别人交往；在被偷、被抢中学会怎样保护自己；在细致的工作规定甚至残酷的工伤中学会守时，学会遵守纪律，学会把自己融化成机器的一颗螺丝钉；在逛街看电影的过程中学会怎样装扮自己……

对于这些没有机会上大学的打工者来说，在外打工的生活就是“我的大学”。打磨掉了农村的生活习惯，他们正一点点地学习变成工人，变成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