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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十年砍柴

我小学的班主任是位民办教师，他的大女儿今年25岁了，已嫁为他人妇。在我的记忆中，她还是个襁褓中的孩子，因她的乳名和一件老家乡下的大事联系在一起，那件事似乎就发生在昨天。

1981年冬天，我所在的湖南乡下开始搞土地联产责任承包，将合拢在一起几十年的集体土地再一块块分给农民承包，而农民搞不清联产责任承包的政治含义，他们直接将这种形式叫做“分田”，这位老师女儿就在那年出生，和50年代许多“跃进”、“建社”一样，这孩子叫“分田”。

早在1980年的时候，有当兵复员回乡的人，告诉乡亲们外省分田了，看来我们这里也得分田。很多人不敢相信，我们生产队有一位老党员，也是大队党支部的支委，驼着背，这些年早就不干农活了，主要是指挥别人干，谁人不服管，大耳刮子伺候，而自己拿最高的工分。他郑重其事地警告那位复员军人不要散布谣言：“好不容易经过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把天地合拢到一起，谁敢走回头路？社会主义的田地，谁敢分？难道他吃了豹子胆？”

此话说过不到半年，公社开始布置分田分地，对上面的指示，干部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先是将山林、旱地分完，最后分最重要的水田。

对分田，普通农户是最高兴的，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自己种自己吃，不用受生产队干部的鸟气。而那些社队干部，失落之余，显然高估了大锅饭的吸引力，他们以幸灾乐祸的口气说了队里包括我家的几户“半边户”，——即男主人在城镇当干部和工人，女主带着孩子在乡下，说这些人家来没男劳动力耕田，田分到手里，会荒掉，看他们怎样过日子，搞不好崽女们要挨饿。

那个冬天，生产队队部的整天聚集着庄稼人，会从白天开到晚上，商议如何分田，老辈人说这种热闹的情形，和1949年以后斗地主、分浮财相仿佛。几乎所有的集体财产都要分完，因此平时吝啬异常的队干部慷慨起来，大块大块的松木被劈开，篝火噼噼啪啪地燃烧着，映红了一张张洋溢着兴奋神色的脸。

谁家都想沾点便宜，谁也不愿意吃亏。在一次次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中，分田的方案终于定了。全队130亩水田分成三类，一类是溪流两岸的大块垄田，处在山间的谷地，可以引溪水灌溉，旱涝保收；二类是山腰以下的梯田，大旱的时候，用水车和抽水机可以比较轻易地灌溉；三类则是山腰以上的梯田，基本上靠天吃饭，人工灌溉的成本太大。每户人家的田按三类田的比例分配，比如我家5亩田，大约有1亩2分的一类田，2亩5分的二类田，1亩三分的三类田。这样就带来一个麻烦，一类田大多是面积很广的大丘，被划豆腐一样分割成若干块，每家拥有的水田从溪两岸到山腰，分布很散。三类田划分后，同一类水田仍然有差异，那么同类水田的分配，就采取最简单也最公平的方式：抓阄。

尽管大丘被分割，每家有限的几亩地四处分布，耕作不便，但谁也不埋怨，认为如此才公道。很多年过去后，我偶然一次看到了秦晖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国能否走出“尺蠖效应”的怪圈？》，文中说道：“当初分地在很多地方是在形成政策之前由农民自己协商进行的。由于缺少官府的干预，农民的‘公平’方式有时在学者看来极为粗糙原始，好地坏地水地旱地远地近地一律切块抓阄平分家家有份的结果，使得农地的细碎化在许多地方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往往一家的份地多到十余块。当时不少人（包括我）认为如此‘放任’将损害耕作效率。但实际上农民自有乡土智慧，几年后通过民间的自行调整掉换，细碎化的问题逐步缓和。看来只要初始配置具有公信力，后来的调整并不难。过去的平均主义会损害效率，但是起点平等的公正分地却是效率的保证。用农民的话说：‘假如分配不公，架有的打哩’。”这段话让我马上想起1981年冬天老家分田的那一幕，程序公正比实质公正更为重要，这样的话农民说不出来，但他们却能找到一种大家都同意的公平程序，经过这种程序分田，谁也口服心服。

当时我的爷爷已经76岁了，已经20年不干农活，由我的父母和叔叔赡养。他以前从不过问社队“政事”，可那段日子里，他对分田每一个细节非常关心。我的父亲和叔叔都在城镇工作，但我爷爷说，孙子孙女都在乡下，我们的根在这里，分田，是这一大家子最大的事情。

分田勾起爷爷一段辛酸往事。他和曾祖父父子俩给人做了几十年佃户，省吃俭用有了些积蓄，对农民来说最大的投资就是买田。先买了三亩地，家境略有改观，大约在1948年的时候，一位读书识字的地主对时事很了解------因为东北、华北等解放区已经开始搞土改。那位做过前清举人的地主，将家里几十亩水田廉价抛售，谎称在省城读书的儿子被绑票了，需要赎金。我爷爷趁机购进6亩，一下子家中田产差不多达到10亩，购进的田地刚刚收割一季，政权易手，农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改时他差点被定成富农成份。他找到土改工作队长，一再讲述自己做佃户的苦难历史，而家中的地，是近两年才购进的，而且是万恶的地主欺负农民没钱读书，欺骗了他。爷爷虽不识一字，但能说会道，且有胆略，再加上家里的人口较多，一个从小丧父被爷爷养大的堂伯是土改积极分子，因此工作队长大手一挥，说那就划成贫农吧。爷爷生前一直很得意他这次去找官员走后门，用爷爷的话来说：“要是划成富农，一世不得翻身，你们父亲入党、当国家干部更加不要想。”

从分田开始，爷爷就惦记当年他购进的几亩谷地里的水田，特别是有一块叫“鲤鱼大丘”的田，天再旱也干涸不了，且每年的收成很好。可是这样的“祖业”不可能自动分给你，当时队里有人提议原来的主人分田有优先权，马上被人否定，一位新政权成立前田无一丘的老大爷说：要照这种分法，是不是要去台湾把王九先生请回来参加分田？-----我们队上的田当初一大半属于当过乡长的王九先生，1949年逃到了台湾。

抓阄的结果让爷爷喜出望外，鲤鱼大丘让我叔叔家分得。爷爷带着儿孙们在堂屋里烧纸钱，禀告曾祖父，那丘最好的水田又属于自家了。说鲤鱼大丘买回来时，第一年插田的时候，你奶奶生了你叔叔，现在这田归了他家，这肯定你们老爷爷在阴间施法的结果。

田分到家，刚刚开春，农户们比哪一年都要积极地开始春耕。爷爷突发脑溢血，摔倒在地，不久就离我们而去，他名下的那亩地让我家和叔叔家耕作了五年。分田后的第一年家家丰收，全村再没有发生青黄不借粮的事情，我家不但没有挨饿，而且年底不用因为“超支”，父亲拿钱给生产队去购买我家的口粮了。那年早稻收割后，家家开始“尝新”-----尝新米在我老家是个重大的节日，父亲将酒、肉和新米做成的饭摆在桌子上，带着我们站在旁边作揖，请爷爷的魂灵先尝新。父亲那天非常动情地说，你们爷爷欢欢喜喜看到分了田，自己那份田分到手后就去了，哪怕多活半年也能尝到自家田里的新米了。

这种无可弥补的遗憾，人生中常常可以遇到。而今爷爷的坟墓已芳草萋萋，我也离开了老家，原属于我名下的那亩田在大学毕业那年交了出去。秦晖先生所说的：“农民自有乡土智慧，几年后通过民间的自行调整掉换，细碎化的问题逐步缓和”，在吾乡又得到了印证。现在的田地承包人固定下来，几十年不变，但大青壮劳动力带着全家在外打工，耕地转让给别人耕种，村里涌现了好几个只善于伺候土地的种田大户，他们每家要种几十亩田。我叔叔全家十几年前进了城，那给我爷爷带来人生最后一次大块乐的“鲤鱼大丘”，到底给了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