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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机会平等的市场秩序
《21世纪》：近些年来，我们认识到市场经济也有很多不同的模式，有人提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包括市场和计划的混合制度。在您的心目中中国比较理想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样子的？
江平：跟经济学家的一些理论还是一致的，那就是说在市场中还是两只手，市场这只手和国家这只手。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市场这只手失灵就要由国家这只手干预。但是任何国家既然讲市场经济，就不能以国家这只手为主。
具体来讲，在宏观方面国家要干预。另外一个就是国家一定要建设很好的秩序，在社会公共秩序上，要让每个人感到安宁；在经济秩序上就是把市场的风险降到正常的情况。市场上一些微观方面的行为，主要由当事人自己去解决，现在《合同法》体现了很多私人自治，上市公司国家干预多一些，因为上市公司影响面广，其他公司国家干预就少一点。
同时，市场秩序需要有执法机构，但是执法机构怎么执法又是一个问题。我1994年去美国，曾有人问我为什么中国有《著作权法》，但盗版东西那么多？我说第一原因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版权的概念，第二是《著作权法》通过才四五年，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自上而下的执法机构。对方对此非常惊奇，说中国通过一部法律就要建立自上而下的执法机构，那你们的政府该有多庞大？我反问他，美国呢？他说我们主要靠当事人自己去查，你认为谁盗了你的版，调查后告诉政府，政府支持你，上法院起诉。这是非常不同的概念，美国更强调侵权责任，民事主体———个人和各种组织———是执法体系或者说法律实施体系中很关键的一环。
而我们国家呢，不要说盗版，拿产品质量来说，我们出了一个假药、假酒，政府部门就发动大盘查，那需要多大的执法力量？
而民间的力量却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去年吉化厂爆炸污染松花江是最典型的例子，居民要求赔偿法院为什么不受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只是政府给一个行政处分，或者有几个人被判刑，但是民事赔偿没有，原因显见，有民事赔偿可能把一个厂子搞垮。任何市场主体给公民造成的损失，不仅要赔偿，有些情况还需要高额的惩罚性赔偿，这样才能威慑那些欺诈和虚假的东西，净化市场环境。
《21世纪》：吴敬琏先生最近撰文指出，假如中国不能推进各方面的改革，有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江平：我认为应该称为权贵市场经济，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些。
商业贿赂怎么形成的呢，商业贿赂就是花钱买机会，而机会本来应该是人人平等，谁可以优先取得这种商业机会？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钱。
中国市场经济建立起来到现在，最大的弊端就是腐败和商业贿赂。我过去到一个卷烟厂去，厂长领我到仓库，当时中国不能生产过滤嘴，其中的原材料丝束要从德国进口，这个卷烟厂到烟草专卖局都申请不到，而一个舞蹈演员就拿了两吨丝束的指标，生产卷烟的企业拿不到原材料，一个舞蹈演员却能够拿到，公理何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失败就是拥有权和钱的人霸占了本应该平等的机会。
现在我们决心要整顿商业贿赂，需要一个方面一个领域地推进。但是这也表明现在中国法制建设中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相关部门往往不一定能够了解和纠正，一旦泛滥成灾，才开始纠正，又是带有群体性、运动性的治理方式。不能责众就挑几个典型，这样的结果使得人们对于这样一些执法就存在侥幸心理，也无法形成法律的权威，这是个很大的悲哀。
《21世纪》：您对走出这个悲哀有信心吗？
江平：要好好整顿，最关键还是反腐，官员的腐败是执法中最致命的，这个问题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只要有腐败，执法绝对
不行。《21世纪》：您强调改革要倾听各方的意见，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但又要防止民粹主义，这令我想起了古希腊的梭伦，他在面对穷人和富人势同水火的关系时始终寻求着公正和自己的立场，并曾经说“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那您自己怎么看呢？
江平：(笑)不敢那么随便乱比。
法律的本意是公平正义，法律最核心的也是公平正义，法律本身不体现公平正义就绝对是恶法，恶法可能损害老百姓，也可以让经济倒退。
不过现在法学家更关心的是执法，如何使法律更好执行。应该说执法任务远远大于立法的任务。再好的法律没有得到贯彻实施，也是纸上的法律，而不是现实的事实。
《21世纪》：您现在已经76岁了，您如何来评价近几十年的中国法制建设呢？
江平：我对中国法律向来是说这么几句话：第一，中国的法治还是鸟笼法治。这和过去陈云说的鸟笼经济(也被称为“笼鸟之说”，陈云1982年12月在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时，跟上海代表团的部分代表进行了座谈，其间提出将搞活经济比喻为鸟，将国家计划比喻为笼子，意思是搞活经济、市场调节，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编者注)一样，中国经济不能跳出鸟笼，中国法治也不能跳出鸟笼，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尽量把鸟笼做大一点。
第二，中国法治既需要自上而下，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推动，因此光靠上面推进不行的。中国法治有的时候需要上面做改革，有时候也需要下面通过每一个具体的事件来推动。
第三，从中国法律发展的趋势来看，总体来说是前进的，我始终相信中国法治有很美好的前景。道理很简单，20年、40年前，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从中国建国到现在，我是一路经历的人，建国时我19岁，到现在57年的历史，中国发展非常快，比别的国家快，我们也看到过中国经济停滞的时候、落后的时候、挫折的时候，也许我们经历多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只要在前进就是乐观的。（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