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

苏俄片面终止前政府与各国的条约，其中对中国的欺骗与觊觎，已经为斯大林新沙皇行径证实，自不待言，即以西方民主国家而论，他们的外交活动既是其国家内部特定价值体系的外延，也有国家利益的具体盘算。如果不是这样，倒反而奇怪了。就东方国家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而言，不也是一样？五四那天，一代人上街游行，不就是因为自由民主的理想受到了民族感情、国家利益的冲击？总不能只允许自己有民族感情、国家利益，却不允许别人有这两样东西？因此，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外交活动，该支持就得当支持，该抗议就得抗议，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将自己的价值追求，不是栓系于西方政府的国家行为，而是定位于从西方历史中发源的自由、民主传统，前者如水流转，朝是夕非，后者有普适价值，恒定不易。民主也罢，科学也罢，只听说哪一国、哪一地区发明了科学发展了民主，却没有听说过科学与民主只适用于哪一国、哪一地区。但是，五四一代人的迷误却发生在这里：先是将自己的民主自由价值追求栓系于西方某一国政府的贤人外交，如威尔逊的“公理战胜”，一旦发现对方在“公理战胜”下还有具体的外交盘算（或者确是贤人，却受制于内政外交的掣肘），立刻高呼上当受骗，不仅正当抗议此类外交运筹损害本民族利益，而且将此前的民主自由价值追求弃若蔽帚，掉头而去，跌入另类价值体系的怀抱。这种把民主自由的希望寄托于西方政府行为、首脑外交的心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把后者当洋皇上来崇拜。我们可以注意到，落后国家的前现代知识分子-----“士”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总是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公正，寄托于国内的“好皇帝”，与相邻阶层----农民的“好皇帝主义”，一脉相承；当他们开始追求民主自由这些现代价值时，又把希望寄托于外，希望一个“洋皇帝”来解民于倒悬。区别只是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老式理想冀望于国内的“土皇帝”，民主自由的新式理想则冀望于国外的“洋皇帝”，其实是同一个“好皇帝主义”的内外两面。把民主自由的理想冀望于国外“洋皇帝”是自己的错误，因为这一错误冀望没有实现，又背弃民主自由的理想，则是拿自己认知误区和“洋皇帝”外交密谋交织而成的混合型错误，再一次惩罚自己，是错上加错。

上述教训中的错误认知，第一条是与民粹主义同根共长，第二条则与民族主义交相激荡。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之所以一波三折，国际地缘政治中日、俄为祸，横暴插入，当负主要责任，国民党政权抗战后的急剧腐败亦难辞其咎，不能全部归因于知识分子的观念选择。但从知识分子本身的反省来说，以俄为师标志的那股左倾力量，能够从政治思潮变化为思潮政治，挟政治之暴力，横行天下，确实有沉痛教训可寻。

民粹主义有两个历史来源，一是中国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多半为两截，呈过渡期特征：上半截为政治自由主义，下半截为经济社会主义。下半身的思想资源，多半浸润于儒家《礼记-礼运》篇里的“天下为公”理想。这一农业社会的大同理想，使知识分子殊难理解市场经济的特殊结构，及其为民主宪政所提供的必要条件。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这个俄式社会主义在它的家乡就与上一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难解难分， 而中国人听到“一声炮响”，打中的恰好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下半截：经济上的农业乌托邦，一个积累千年的巨大痒处，我称之为“千年巨痒”。社会主义的空想与农业乌托邦“千年巨痒”是有同构效应的，两者一拍即合，三代知识分子就跌倒在这一同构效应里。民粹主义还有一个历史来源，更顽固，来自中国士农工商的前现代社会结构。一旦现代化起步，士农工商社会向工商社会演变，此前四民之首----士，多半不能适应这一社会转型，很容易与最为相邻的农民阶层发生相互扶持共同抵制的不平之鸣，不平之鸣多半还能占领道德抗议的制高点。民粹主义在近代中国，可以表现为五四前章太炎的文化复古，五四以后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热烈演说——“庶民的胜利”，也可以表现为三十年代流行于上海亭子间左联作家和酸涩文人的“怀乡小说”，还可以表现为世纪末“后现代”新左派思潮，内里追求与国际新潮学术接轨，外观则借用这一口号反社会不公在国内发生的道义激情。符号一变再变，哪怕是从巴黎进口的（这一个世纪里，中国士大夫的新潮符号如女人嘴上的口红，多从法国进口，世纪初即已如此，并非自今日始），却变不脱中国知识分子从农业社会“士”蜕变不久，对社会结构转型的前现代隔膜与不适应，就在那个“千年巨痒”上搔来搔去。

新一代左派朋友在时间上虽然距离李大钊等人甚远，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学院生活中关闭太久，不知稼穑之艰难，与市场经济距离更远。不了解什么，就非批判什么，这种在大墙内养出来的批判锋芒，与计划体制有着本人未必自觉却因为不自觉而更显偏执的内在联系。

民族主义来源于中国近代历史受尽外敌凌辱的集体记忆，但是它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理性的民族主义，既能严守民族气节，又能与左倾排外划清界限。其最佳事例，是在五卅运动那种狂飙突进的方式之后，丁文江一人在谈判桌上居理力争，迫使英国当局放弃上海租界的领事裁判权（沉溺于国内意识形态教育而不知反刍的留学生，人在海外，心在意识形态，大半是不会知道甚至不愿知道这一类历史知识了）。二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借爱国而排外，借排外而媚上，百年内频频发作，至今没有得到清理。后者之肇祸，莫过于义和团扶清灭洋，以辛丑条约收场，民族危机跌入更深一重；此后中间一幕，是文化革命中火烧英国代办处，烈火熊熊，叠映出席卷世界的1968年左倾学生政治与扶清灭洋的荒诞联系；至本世纪末，在大陆特定政治环境中，终于出现“中国可以说不”那样的装腔作势、北大学生对克林顿提问时的拙劣姿态，以及此次科索沃危机发生，部分留学生放着在海外能看到的多元报道不说，却有意迎合大陆传媒的片面报道，提议成立“抗北援南军”、紧急呼吁朱榕基推迟访美等各种亢奋表演。

五四以来的历史教训当然还不止这些，部分留学生的偏激反映，与他们积滞于胸的意识形态存底还有更现实更功利的算术联系。但是仅上述两端，已经把近代中国折腾得够受了。老话说，“庆父不死，鲁难不已”。 这里说的“庆父”，当然不是指人，不同意见的朋友，只要不是存心媚上排外，不管处于什么样的认识状态，都可以平静讨论。我这里指的是民粹主义和病态民族主义这两个精神病灶，时时冒烟，常常发作。它们也不是什么后现代的富贵病、疑难杂症，而是前现代的常见病、多发病，拖鼻涕、流眼水而已。但是，新文化运动的断裂、五四之后的以俄为师、知识界两次大规模左倾，萦萦大端，却都与这两个精神病灶直接相关。今年是本世纪最后一个五四纪念，再不清理，则可能将病症带入二十一世纪。百年之病，求下一世纪之艾？那我们就会在下一个百年中看到更为热烈的发作，热病之后，难免有更为沉重的历史代价紧随其后，那真是“鲁难不已”，伊于胡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