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

作者：朱学勤

新文化运动承洋务思潮、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而来。从上一个世纪中叶开始，中国人以英美为师，先器艺，后政制，终于把远东第一共和的近代宪政体制搭出了一个轮廓。至1915年新文化运动，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顺势而动，成绩斐然。但也不是没有缺点，比如说，过于强调精神文化作用，形成文化决定论，在打倒孔家店这一问题上留下了遗憾。虽然如此，以英美为师融入近代民主潮流这一大方向，却健康发展，还没有逆转。新文化运动是两种思潮交汇而成。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这一派人坚持从严复那里开辟出来的英美方向，坚守渐进理性，积寸为尺，小步快行；缺点在于不耐制度层面的艰苦积累，对于那个刚刚露出轮廓却沾染有过多污泥浊水的远东第一共和体制不屑一顾，认为那些污泥浊水由中国文化所决定，要从中国文化的总根子挖起，政治刷新才有基础。胡适在政治理念上是渐进派，但在文化理念上却是激进派，他立志二十年不谈政治，要从百年树人做起，当然有受激于张勋复辟、政潮黑暗、国民冷漠这一面，值得同情，其重视文化教育的苦心，也不能简单否定，但从思维方法说，认为世间有总根可寻，只有挖根改造才能开出崭新局面，已有一元论迹象，偏离了自由主义的经验论历史观。由此产生的文化决定论，遗患至本世纪八十年代大陆新一代启蒙运动，还有遗迹可寻。更为麻烦的是，文化理念上的这一激进姿态，与另一类从不同方向上过来的思潮冲动发生了局部重叠，由此发生两派人的短期合作，同时也埋下了日后分道扬镳，新文化运动与五四之间出现历史断裂的隐患。

后一派人大多从日本来，政治思潮以陈独秀为代表，文化思潮以鲁迅为代表。当时的日本是个中转站，向中国转驳输入从法国、俄国过来的激进革命思潮。1900年留学生翻译卢梭《民约论》输入中国是在日本；1905年孙中山《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是在日本；1907年刘师培在《天义报》上第一次翻译介绍“共产党宣言”也是在日本；1905年至1907年朱执信主持《民报》与梁启超为欧陆社会主义还是英美自由主义发生论战，还是在日本。此次论战中，朱执信社会主义理论之自觉，比1919年李大钊与胡适发生“主义与问题”论战时的立场，有过之无不及；更有甚者，孙中山二次革命后成立“中华革命党”也是在日本，其密谋性质的组织方式与俄国列宁主义建党路线（所谓布尔什维克路线）不谋而合，后来援俄为师改造国民党，即有此前缘。陈独秀、鲁迅等饱吸日本空气，自然形成其浪漫激进的革命理念，从他们的日、俄、法知识背景出发，要从根本上掀翻中国的老屋、铁屋，自然不满意于辛亥以后中国的舆情氛围，与从英美归来的胡适等人那一点文化决定论重叠在一起，于是同床异梦，短暂合作，这才有新文化运动。

1919年的巴黎和会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束，也是五四运动的开始。此后中国，以五四统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但两者之间的断裂已经被五四这一独断符号遮盖，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也被五四之后的民族主义浪潮裹胁而去。胡适事后对两者之间的断裂，是有感觉的。一方面，他肯定五四是“全国青年的大解放”，“经此轰动”，“方才有中山先生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五四运动“实是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政治运动”。胡适还在留恋他的文化决定论，但政治变革以运动方式“轰动”前进则会误入歧途，却是很不容易得来的真切认识。新文化运动被五四遮蔽后，社会变迁折向另一方向，经济、文化、政治参照系从洋务运动以来的以英美为师，一变为五四以后的以俄为师，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发生种种转折中最为严重的一次，称为天翻地覆，也不过分，可惜这一转折的严重意义至今还没有引起知识界的应有注意。现在能够看出的是，这一变就是半个多世纪，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始，中国大陆才从以俄为师之歧路旁出，回转以英美为师的老路，回归近代文明的主流。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只是说明这一回转在主观认识上很不自觉，意识形态清理极不彻底，挤着推着摸着甚至是拉着走，这才有二十年里又发生种种回潮、旋涡与悲剧，可谓一步三回头。从1919到1978，曲折起转之间，“轰动”六十年，整整一个甲子，至少虚掷了三代人的血泪精华！

那一次近代中国转向歧途，起始于巴黎和会列强出卖山东权益于日本、苏俄突然宣布废止此前俄国政府与各国签定的所有条约。此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大规模左倾化，如果说还有一次，那就是在四十年代中期。前一次左倾化是受激于外，抗议西方列强的外交密谋，后一次则是受激于内，抗议国民党政府腐败及其造成的社会不公，由此也涉及美国，当时还来不及叫“跨国资本”，就叫“帝国主义狼子野心”。事后平议：当年之抗议，皆应抗议，确实理直气壮，但抗议以后出现的历史曲折，为何都为众人始料所不及？从知识分子认知模式这一头说，应该有一些教训。

第一，对社会不公的批判，能否分清两种批判立场？一是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旗帜鲜明地批判社会不公，同时维护自由经济的空间与宪政民主的渐进路径？二是从激进革命的立场出发，在批判社会不公的同时，将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视为社会不公的老根，要连根拔除“西方资本主义的罪恶”？

第二，对自由民主的价值追求，是否应该超脱对国际外交的期待？这一点因为与今天科索沃危机知识界的反映直接有关。不妨多说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