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

    从历史上看，没文化的反而特别爱好乃至向往文化，需要一件文化合法性的外衣当遮羞布，而这样的文化爱好者往往总是好心办出缺德事，此类文化爱好者的最高代表，即为明太祖皇帝朱元璋。这个卖豆腐的和尚一当上皇帝，头等大事竟然就是要紧急约见孔夫子的重重孙子衍圣公，他还怕衍圣公不来，就事先找个碴，说那衍圣公的儿子喝酒打架，将衍圣公的儿子小衍圣公扣在南京。豆腐皇帝与倒霉的衍圣公当年初次见面有一段精彩对话，今刻于曲阜孔庙碑林，颇值得一录：

上曰：老秀才，上前来，我与你把话儿拉一拉。我问你今年几岁也？衍圣公对曰：臣五十五岁也。上曰：我看你，是个快活有福的人儿，你的祖上定下了三纲五常的好法度，你回去教导你的孩儿们，少吃酒、多读书，叫我朝也出个这样的好人儿行啊不？

这妙趣横生的对话，已经充分说明了朱皇帝的语言风格，这种被后世充分发扬光大的权威（或者领导）话语，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用所谓“数目字”说话，比如一开口就将孔夫子所有的学说概括为“三个纲”、“五个常”――这说好听了，是形象生动、深入浅出，说不好听乃是卖豆腐报流水账的习惯成了自然。而自从出了卖豆腐的皇帝，儒学的“数目字”化表述，那就已经成了定局，而大明的文化统治风格，也就算定下基调，惟余实施了。

最早提出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学术纪律来管理学术和思想的，就是定都北京的明成祖朱棣。不仅如此，他还成立了掌握这一规范的全国考试委员会“礼部”和全国教育委员会“国子监”。明代的考试制度十分完备，学术建制尤其发达，否则《永乐大典》就无法完成，玄妙的理学就不可能昌盛，这都是中国历史上“向管理要效益”的丰硕成果。但规范化的学术造成的结果，还不仅仅是八股文，还不仅仅是万马齐喑，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大量废物，正是这些不学无术，只会考试、造表、填表、上表，糊弄上级、应付公事的废物，将好端端的江山拱手赠与了塞北。

明末，激烈地指出将儒学数目字化等于取消了儒学，将学术规范化的结果就是压迫学术，而八股文的科举考试制度更是“聚天下人才而毁之”的明白人，那就是李贽。他的《焚书》《藏书》《续藏书》，其实并没有什么鼓动造反、破坏社会的内容，只是他的这些书不符合“学术规范”而已，在明代就属于焚、藏之列。而他要否定的，却既不是儒学，更不是孔夫子，他要变乱的，其实是制度化的学术与思想，以及对思想、学术加以规范化的各种各样的名目，正是李贽尖锐地指出：学术本出自“赤子之心”，因此学术并不是什么“规范”，更不能被数目字化的“规范表述”成什么“三个纲”、“五个常”之类。因此，也只有打掉了“立规范”之心，保持“赤子之心”，我们才能接近学术和从事学术事业。

我一向以为，如果说谁是当今的“解构主义”的祖宗，那这人当然就是李贽。更有他的这段话为证：

谓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谓为万千世大贤、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复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也，则善矣。

这些话如果不指出来，没准有时贤会以为是从福柯、德里达书里翻译出来的，其实不是，此见李贽的《藏书•世纪列传•前记》，写于三百多年前――那时候全世界刚刚迈进“现代”的门槛，而人家这位李先生的思想——其实就已经“后现代”了哩。

李贽出生于福建晋江，就是当今曾经以卖假药闻名中国的那个地方。他这个晋江人悔不该不留在南方著书立说，而是顺着大运河，摇唇鼓舌，一路走水从南方跑到北京来宣讲他的“解构主义”，结果终于被首都的学术机构举报，被检查机构以“敢倡乱道”罪（也就是违反学术规范罪）批捕，自杀于狱中。

李贽的墓在通州的通惠河边，面对一大片浩荡湖水，背后有一座雄伟的元代佛塔，倒算是个非常理想的所在。面对浩浩荡荡的大运河，李贽长眠于北京连接南中国的路口，眺望遥远的故乡，多少年流水落花春去也，由此目睹进京赶考的各色人等，目睹八国联军烧杀抢掠进北京，目睹中华帝国由盛而衰――长眠于斯的这位近代中国的第一狂人，不知作何感想。

搞前卫艺术的画家王迈，他们的“画家村”就在通惠河边，某日在王迈家吃饭，酒足饭饱，王忽然道：给你们介绍个朋友，是明代那会儿搞后现代的，叫李卓吾，他家就住我旁边！――我当时还以为他喝高了活见了鬼。

果然墓就在他家后院，墓碑上写：明姚安知府李贽墓。

王迈就摇头叹气：你说这个李卓吾，他放着好好的地委书记不当，搞的什么后现代啊！――他不知道那年月搞艺术犯法？

王迈说的对。那年月不但搞艺术犯法，搞学术也违反学术规范。要不那李岩、牛金星，会投了李自成？

原题：大明朝的“数目字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