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

作者：连岳

庄子与惠子著名的“濠梁之辩”，惠子为不可知论者说出了商标式的一句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虽然当时就被更为强大的辩论高手庄子打回了原形，庄子认为，如果惠子遵守他的逻辑，就不应该问话，人与人就无法交流。因为谁也都不是另一个人，另一物种，以此为原点，每个人的判断都成立不了，就算我有资格说自己的感受，可是听众并不是我，所以也接受不了。

不过，诡辩者往往更有文采，当然，庄子的文采无人可及，可是惠子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过于诗意，所以后人反而忽略了他在庄子面前的失败。“子非鱼”成为相当多人的网名与笔名———其中有一个我的前同事。这种“子非鱼”逻辑相当容易上手，现在几乎成了万用灵药，抵挡了所有批评，世界上只剩下自我批评可行了，可是明眼人都知道世界上没有自我批评这回事，它只不过是自我表扬的官方说法罢了。

没有刻薄的、尖锐的、直奔七寸而来的批评，一般来说就不是文明社会。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若用批评来衡量，是这样的，野蛮社会不批准野蛮的批评，文明社会才允许野蛮的批评。

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阿兰·沃尔夫最近在美国《高等教育年鉴》杂志的文章《信仰的疆土》，说到了“子非鱼”的诡辩逻辑依然是对当下批评家的有效咒语，对那些不信教、也不准备信教的批评家，有宗教人士认为他们的身份可疑，因而可以断定批评是恶意且无效的。阿兰·沃尔夫说，这一切争论可以归结成一个问题：“非基督徒能否成为基督教专家？”也就是说，一个不信者能否成为某种信仰的最有力批评者？

当然，答案是可以。事实上，不信者的批评才更有价值，信仰者本身只会为自己的信仰辩护，把一切怀疑都当成敌意。“子非鱼”的身份隔绝并不是批评家的软肋，而是成为批评家的要件之一，只有与被批评的对象保持足够的距离(像人与鱼的距离那么远)，批评才有用。

阿兰·沃尔夫的观点重新把真正的批评家置身于危险境地，传统意义上的批评家是以整个社会作为对象的，这说明他必须成为让多数人不开心的少数人，他与一切强势的信仰都保持距离。好像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描述的那样：“我让多数雅典人生气，你们应该知道，这才说明我是神送给你们的牛虻，叮咬你们，让你们痛。”众所周知，怕痛的雅典人不领神的情，将坏了大家兴致的苏格拉底毒死了事。

批评家的悲剧就是如此，你若软绵绵的没有硬度，在精神上早已死了；你若真有用处，触怒一下信仰，肉体就会被处死。（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