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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是对外经济体制司的《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和实践以及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江泽民同志看了以后说，“材料很好，我看了两遍”，并批示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李鹏同志看了以后，批示要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当时，整理这个材料的一位副司长压力很大，怕犯错误，怕有人批评资产阶级就在对外司。

另一篇是1992年4月15日召开广东、江苏、山东等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座谈会后报送的材料。这个座谈会的议题就是讨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座谈会很神秘，规定不带助手，不做记录，不得外传。因为在当时对改革的非议没有过去，讨论这个问题很敏感。

根据讨论，锦华同志亲自向中央写了报告，认为从五个省的实践看，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好的地方，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说明市场经济这种手段和方法，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希望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

这两份材料对中央的正确决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当然，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小平同志。对全党通过的十三大报告，小平同志说一个字都不要改。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平息了关于计划与市场、姓“资”姓“社”的争论。

根据1992年春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改革目标，但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当时并不明确。1993年，我参加《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负责市场体系部分。我提出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写进《决定》。

解放以后，本来资本市场是客观存在的，后来我们搞了计划经济，“资本”两个字不能提了，因为一提“资本”，就跟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了，所以就改称“资金”。后来在《决定》中，使用了“资本市场”的概念。

我认为，确立“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内在要求。既然我们承认劳动力是所有生产要素中惟一具有能动性的因素，承认它在各个生产要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我们怎么能让其他生产要素都进入市场，单单劳动力不让进入，还怎么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呢？

但这个概念刚一提出，立刻就有同志反对，说这个不行，劳动力的主体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不能动摇，怎么能够市场化？但我还是坚持。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我列席了。有关领导同志也担心提出劳动力市场能不能被接受。那种会议本来没有我发言的资格，但我莫名其妙，几乎是失去控制地讲了，提出“劳动力市场”的五条理由。后来，江泽民同志在我的《为什么要提出劳动力市场》一文上做了“请中央各常委参阅”的批示。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劳动力市场”最终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但虽然写进了中央的《决定》，后来还是有一位教授批判“劳动力市场”这一看法。

当前的争论是过去姓“资”姓“社”的继续和发展，因此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二、正确评价中国的改革

改革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GDP从3624亿元增加到18.23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9.4%，而同一个时期，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3%左右。

改革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1978年到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049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255元。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从6.1平方米和8.1平方米，增加到26平方米和29.7平方米。改革以来的28年是人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实惠最多的时期。

改革明显提高了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日益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1978年到2005年，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16万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加到1.4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加到8189亿美元。现在，我国GDP列世界前四位，外贸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位，谷类、肉类、棉花、钢铁、煤炭、电视机、电脑等产品产量以及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不久前召开的世界经济达沃斯论坛的中心议题就是中国和印度，并决定论坛夏季还要在中国召开。所有这些成就，都来源于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因此，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改革。

中国改革实践充分证明，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的正确选择，是富民强国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