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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国涌（旧文新读）

巴金晚年以一部倡导说真话的《随想录》，赢得了世人的敬重，为他自己、也为中国文学界挽回了一点荣誉。在耳闻目睹了太多的假话、谎话之后，当他再次拿起笔，他终于发出了内心真实的声音，喊出了“说真话”三个字。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说真话”只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但它提供了一条底线，公民的底线，一个不讲真话的民族的没有出息的，也是可怜的，在蹲过牛棚、亲身体验了荒谬年代的折磨之后，巴金到古稀之年，才明白生活在谎言中是多么可怕，才开始呼吁讲真话。他指出早在1837年丹麦作家安徒生就提倡讲真话了，“真话毕竟是存在的。讲真话也并不难。我想起了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文革”结束，他终于下决心“讲真话，他的忏悔和反思也都刚刚开始，在《随想录》之后，他的“讲真话”没有继续下去。

今天，当101岁的巴金离开这个世界之际，回顾他漫长的一生中，他真正的文学生涯也无非是二十年，更多的岁月被浪费、被虚掷、被掏空了。作为一个小说家，巴金的主要作品都是在1949年前完成的。在1949年的时代大变动之后，他和大多数作家一样，再也没有写出象样的作品。在一个文学被政治取代的时代里，如他自己所言，他所留下的都是一些豪言壮语，他不仅失去了创作的自由，说真话的自由，甚至连沉默的自由也没有了。这是民族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页，也是文学史上一段惨淡的空白。多少富有才华、创造力、正当人生壮年的作家，他们的写作生命停滞了，老舍、曹禺、沈从文、巴金……他们的悲剧固然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也许我们不能苛求他们什么。但是，正因为最美好的东西被毁灭了，才让人感到揪心的、彻骨的痛啊。

直到晚年，回首1946年完成的《寒夜》，巴金还经无比骄傲地说，“我不是在鞭挞这个忠厚老实、逆来顺受的读书人，我是在控诉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那个‘斯文扫地’的社会。写完了《寒夜》，我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我把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彻底否定了。”作家本来就应该是社会的良心，巴金的文学作品传达了他内心真实的声音，表示了他对黑暗制度的反抗。当“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大行其道，文学商品化、犬儒化日益严重之时，多少作家面对社会丑恶视而不见，以玩弄文学为乐，甚至以文学作进身之阶，以文学为摇钱树时，我们再也不可能有《寒夜》，也不会有“急流”。此时，重温巴金的“说真话”尤其具有几分悲壮感。

爱因斯坦曾说过一句话，“我所做的仅仅是：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表示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巴金当然远远没有做到。就一点而言，巴金提倡的“说真话”，不仅和前苏联索尔仁尼琴的抵抗谎言，和捷克哈维尔的“生活在真实中”不可同日而语，巴金未能发出左拉式的“我控诉”这样的声音，他的“说真话”终究是有局限的，他超越不了现存体制和时代所给予他的那些限制。在他晚年，说真话实际上已成了他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他内心是否为自己没有能公开讲出那些真话而难过、而痛苦，我们已无法知道。

对于巴金的文学成就，读者和学者自有各不相同的判断，对于他走过的百年人生，我们应该相信历史的天平是公正的。无论是拔高巴金的文学成就，还是夸大他在“说真话”方面的作为，将过于炫目的光环笼罩到他头上，都不是说真话的态度。我之所以指出这个事实，是因为心中对这位真诚的世纪老人充满了敬意，对巴金说真话，不仅丝毫无损于巴金的形象，正是基于对他的尊重，相信他喜欢听的也是真话，而不是假话。毫无疑问，对巴金最好的悼念就是接着说真话，不断地说出真话。如这位世纪老人所说：“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