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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光豪
9月初，福建省厦门市召开“五五”普法动员大会，明确提出，要突出法制宣传与法律服务相结合，加强与进城务工人员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宣传；在进城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地、工作场所及主要活动场所开展常规性宣传教育活动……以进一步加大对暂住人员的普法力度。
不论从普法的内容看，还是从普法的方式看，厦门市此番所开展的普法工作其实并没什么特殊之处，它不过是全国各地常见的普法工作的一个缩影罢了。但是窃以为，也正是这个常见、令人习以为常的普法形式暴露出一个很大的不足：那就是把普法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当作普及法律知识工作——比如，针对务工人员局限于频频地宣传《劳动法》，针对妇女亦局限于频频地宣传《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
不可否认，普及法律知识会取得一定的普法效果。但是，法律水平毕竟不等于法律意识，单纯地倾向于普及法律知识，其积极作用有限。以我们常见的“跳楼秀”为例，这些民工往往不走法律这公力救济的渠道，而寻求“跳楼秀”这私力救济途径，是因为他们不懂法律吗？显然不是，这是因为有法不依、司法不公一定程度存在，加上胜诉后执法难这老大难问题，以及诉讼成本高、周期长、不确定因素等法律缺陷，严重抑制民工诉诸法律的信心。试问，此时他们懂再多的《劳动法》又如何呢？
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当前普法的关键，并非是宣扬越多的法条内容越好，而是要规范执法，宣扬法的精神，树立老百姓对司法的信心。否则，像一些市民打官司之前相信司法，打完后因种种原因不相信了，就算让他们熟知再多的法律条款又能如何呢？还不是徒劳无功！
退一步讲，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是不是一定意味着每个人都要“懂”法，都要熟知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法律条款呢？其实非也。这是因为公序良俗是法律的一个重要渊源，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所涉及的法律一般都与公序良俗相吻合。比如，对于杀人行为，一个人可能不清楚《刑法》对此行为如何定性量刑，但根据基本的公序良俗，他就知道“杀人要偿命”而不可为，又如偷窃、两抢、斗殴、拾遗不还、逃薪等日常行为，一个人也可能不清楚法律对此如何规定，但基本的公序良俗也对此作出与法律大致吻合的是非判断——一个人，只要基于公序良俗，基于正常人正常的是非判断，就可以对生活中的许多常见的事在法律层面作出是非判断，这一切足以构成最基本的法治基石，即老百姓可以根据公序良俗知道哪些行为是法律不允许的，而在哪种情况下应该维权。至于一旦置身其境，可以再细细查看相关法律条文，或请教专业人士。
毕竟，一个法律体系不仅包括法律，还包括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规范文件等，不仅繁杂且技术性强，要让普通百姓都熟悉不仅不太现实，而且社会成本似乎也太高了！换言之，法律本来就是繁杂的，要靠专业人士去运作；而“杀人、偷窃、逃薪不可为”等法治规则是简明的，才需要依赖社会的共识。
一言以蔽之，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不在于每个公民都懂法，而在于每个公民都信任法、尊重法，能相信司法能切实地成为社会公平的最后屏障。正是如此，当前各地普遍存在的普法工作是否要适当地转变思路，不能再倾向于普及法律知识，而更多的想方设法激发公民诉讼法律的信心？当然，这一信心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但至少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普法方向。
原题：普法不能只是单纯地普及法律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