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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证券市场那么早在西欧发展，而不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出现，其根本原因是当时西欧城邦国家要不断为战争融资。由于到13世纪这些城邦国家的王权已受到公民一定的约束，不能随意向老百姓加税，所以公债差不多是他们唯一可行的资金来源。相比之下，像当时中国这样的专制王朝就没有受到这种约束，也就不必采用国债融资，结果，证券市场那时就不会出现在中国。

有一种说法是，16、17世纪从美洲掠夺过来的白银给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通货，这种通货使西方的跨国贸易能更顺当地进行，我们等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但，我们首先需要看看在美洲白银到来之前西欧国家的商业信票发展情况，特别是跨国贸易是靠什么结算的，这种发展的历史意义也非常大，因为证券解决的是不同时间之间的价值交换问题，而商业信用票据解决的是不同空间地点之间的价值交换问题，是两类不同的金融技术。

随着中世纪后期西欧商业的快速发展，跨地区贸易规模上升极快。到11世纪左右，中国宋朝发明了纸币，但欧洲还没有。由于西欧城邦国家极多，金属货币繁多，如果每笔交易都用硬币支付，而且要求当面点清，这对于规模越来越大的跨地区贸易会是一个大的挑战，硬币结账不仅会太重，并且运输也太危险。从12世纪开始，西欧的城邦定期在法国里昂和香槟、意大利佛罗伦萨、瑞士日内瓦、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商业中心举办交易会，这些交易会不仅每次交易量大，而且也进一步促进跨地区贸易的提升，这些商业发展当然推动了商业银行业务的增长。

商业银行信用票据就是在那时问世的²，也是现代银行的起源，这些金融技术归功于佛罗伦萨的意大利银行家。他们的商业汇票跟19世纪初出现的中国山西票号的作用是一样的，只不过在时间上早700年。其运作方式大致是这样，如果在里昂的张三向威尼斯的李四买进一万件衣服，而威尼斯的王五要向里昂的宋六买5000千张油画，在没有银行的情况下，这两笔交易不仅难做（到底先付钱还是先发货的问题，双方可能都难以相信对方），而且即使双方愿意做，张三要把硬币从里昂运到威尼斯，而王五又要把硬币从威尼斯运到里昂。相比之下，如果由美第奇银行（Medici Bank）为他们提供信用证或汇票，张三和王五可能谁都不用运了，并且法国和意大利各自可以有自己的货币。实际的情况可以比这复杂得多，只要美第奇银行在西欧各商业中心设有分行，这些商业交易可以是多边、多国之间的。

从13世纪到16世纪，意大利银行和犹太人钱铺基本垄断了西欧商业银行业务。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整个中世纪，基督教禁止有息借贷，但这一点并没妨碍意大利人，特别是没妨碍意大利的伦巴第人（Lombard）去从事放贷和商业银行业务，以至于从那时开始欧洲人把“伦巴第人”和“商业银行”用成同义词，连英文中的“银行”Bank 一词都来自意大利文的“banco”（意思是“板凳”，因为银行业者最初是坐在板凳上提供经营钱币业务的）。当然，在犹太教中没有禁止有息放贷，所以犹太人也是欧洲中世纪主要的银行家群体。

因此，在16世纪西班牙从美洲掠夺金银之前，西欧商业银行的发达程度已非常高，也足以解决跨国贸易的货币支付问题。当然，有更多的白银能帮助他们与其他洲做贸易，但是，这些白银对西欧外贸的进一步发展不是决定性的。

一个佛罗伦萨家族的故事就能帮助我们理解西欧商业银行到16世纪的发达程度。美第奇家族从13世纪开始在罗马、佛罗伦萨办银行，当时欧洲商业是这么发达，以至于到1420年美第奇已是意大利、甚至欧洲最富的家族。这个家族的财力这么强，在14世纪之后，它的子孙不仅多次成为佛罗伦萨的首脑（gonfaliere），还出过三个罗马天主教教皇。美第奇家族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对欧洲走出中世纪、对现代科学有着根本性的贡献。考细摩·美第奇在15世纪投入大量财力收藏、翻译、出版被遗忘两千年的古希腊著作，建立欧洲最大的图书馆，帮助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出资培养了许多大画家与雕塑家，包括米开朗基罗、弗拉·安其里柯、布鲁勒斯基、丹勒特罗、乌切罗、建筑家阿尔贝蒂等，这些大师都是文艺复兴的象征。科学史上的伽利略（1564-1642）是美第奇家族的家庭教师，在美第奇家族的资助下做出了关于地球与太阳的关系及其他天文和物理学的发现。

如果没有美洲的白银，西方国家在17世纪后会怎样？这种历史假设当然无法做。但是，如果说西方的兴起或崛起靠的是从美洲掠夺过来的白银，或者说现代金融证券技术也是发生在西方掠夺白银之后，那显然忽视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1330 — 1530年）在商业、金融、文化、科技及相关制度方面的发展，也没有领会到古罗马留在西方的民主法治思想，那些发展给了西欧以超前的制度资本和实力。在几何、数学、天文、物理、希腊哲学等研究和教育方面，巴黎大学早在1200年、牛津大学在1214年、剑桥大学在1231年、皮萨大学在1338年成立，这些发展是在美洲大发现之前，但为西方后来的科技发明培养了必要的人力资本。

一个国家的货币化能力或者说“钱”的多少是其制度资本的具体表现，它的“钱”能否成为“国际货币”也决定于其制度资本。没有哪个国家天生就掌握“国际货币”的发行权，而是哪个国家有着世人公认最可靠的制度，它的“钱”就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