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

作者：余杰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最缺乏什么？数年前的人文精神讨论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最后却又远离了问题的答案。

不久前，我有一次回乡之行。回到故乡，就像走进鲁迅的《故乡》，那种阴郁、灰暗、死寂的感觉令我毛骨悚然。那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特权阶层的世界，纸醉金迷，斗酒狂欢。另一个是底层的世界。瘦弱的失业工人吃力地蹬着人力车，农家少女在歌厅门口招摇过市，手臂上刺青的中学生亮出刀子群殴。麻木与疯狂混杂的动物性的生存，使我忽然明白鲁迅为什么用“未庄”来命名他的小说故事发生之地。然而，在当代文化视野中，“未庄”和“未庄的男女们”缺席了。智慧而优雅的作家们轻松地描绘着豪华饭店里洋酒的色调。小女人顾影自怜，抚摸自己的玉体，名曰“女性写作”。

老先生反刍记忆，唠叨陈年往事，名曰“怀旧”。一群号称“新现实主义” 的青年作家，打出“分享艰难”的旗号。他们教育底层：要接受现实、要忍耐、要挺住、要挤出微笑来，面包总会有的。他们认为，上层比底层更艰难：厂长、书记、乡镇长们不容易，官场争斗难道不艰难？请客送礼不艰难？ 带领群众发展经济不艰难？

走到这一步，当代文学便丧失了悲剧性，走向了粉饰。有底层体验的作家故意抹掉曾有过的底层体验，没有底层体验的作家坚决拒绝去体验底层。

而粉饰，消除了底层体验的残酷性，有如鸦片毒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９０年代文学比十七年文学还要不堪入目，９０年代作家营造的莺歌燕舞的世界比《创业史》、《金光大道》的世界还要可怕。

一位陕西的农民出身的作家，在笔会上洋洋自得地说：“靠俺一支笔，把一家老小都从农村写到城市里来了。”我所在的中国最高学府里，一位教授在课堂上说：“我已经有几年没坐过北京的公共汽车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以前那么挤？”掩饰不住对自己拥有专车的得意。

泡沫学术、泡沫文化的泛滥已到触目惊心的地步。知识阶层的“人”的同情心已愈加微弱。作为社会转型期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不禁顾影自喜。

他们的心灵已近冰点。我们所处的是社会大转折、大变动的世纪之交，命运每天都在把人推向陌生的境地，分化也尽显残酷。现实提供了如此丰富的素材，即使从前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得到的不过如此。然而，掌握着话语权力的人们却保持了一致的、不可饶恕的沉默。

《纽约时报》上一篇题为《新型的社会改革家》的文章写道，美国有许多专业人士放弃了权大薪高的职务，从事济困扶贫、振兴衰败社区的工作。

要求中国目前的利益享受者（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阶层）像这样纡尊降贵，无疑是缘木求鱼。但我坚持认为：以金钱和权力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志的社会是不义的社会。一个社会需要一批知识人，他们不应仅仅是专业人士，而是某种价值观的承载者。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

可以说，当中国知识界放弃体验底层生态，激活民间资源的使命的时候，当代文化的雪崩也就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