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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方亮：制度更应是文化的灵魂——读《大学校长的禀赋》有感

近日拜读姚国华先生《大学校长的禀赋》一文，心有几言，欲一吐而后快。纵观整篇文章，作者的思路似乎是去通过全盘否定现实状况而为自己构思一个“苏格拉底”式的大学校长作铺垫。而在这种美好愿望的背后是对现实，对事实，对读者的不负责任。

我明白姚老师要谈的是大学校长应当具备的文化修养，而不是作为经济学术语“禀赋”，即价值与贡献之意。为什么我要从论点、论据以及行文的逻辑思路上进行姚老师所说的“全方位的质疑”？。

姚老师这篇文章，对中国大学教育领域中文化的缺失和教师物质化泛滥的现象有着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对此我也感同身受。我不否认这种现象，但不认同作者将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概括为大学校长的文化修养，亦或更为深层次的“文化”缺失，即姚老师所言的制度的灵魂是文化”。在此，我也更鲜明的提出我的观点：文化的灵魂是制度。

对文化的理解，与其理解为知识与技能，我更倾向于将其解读为文明化。所谓“化”，是指一种进程，所谓个人、国家、社会的文化，亦可解读为其走向文明的进程。而推动整个世界的文化（即文明进程）发展的内在动力，绝不会是文化（文明进程）本身。那么它的动力在哪里？在姚老师的文章里，我看到他对一个大贤大智者横空出世的渴望，或者对当权者、在位者的思想化、哲学化提升的希冀。其实质是希望产生有文化修养者的“领袖”，从而影响更多人，改变更多人，从而重塑国家的大学精神，进而重塑国民精神。从学理上归结，作者恰好是希望通过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重新建立一种秩序，从更深层含义上，作者正不自觉的认为制度是文化的根源。

而我认为，目前的现状，最为根本的是正式制度而非非正式制度的缺失。为什么许多华人学者在国外能勤恳做学问，安心著文章，一回国内却陷入了名利和焦躁中无法自拔？为何许多来华留学生在本国能够安守秩序，在中国却和许多国人一样不遵守交通规则？同样一个人，在不同制度的国度里，却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这和文化没有必然的关联，根本原因恰恰是缺乏外部正式制度的硬约束。

说制度是文化的灵魂，是因为一个平等、自由、公正的制度是文明进程中“善的灵魂”，它能促使社会向文明化前进。而一个野蛮的制度却是文化的“恶灵”，甚至可以摧毁文化。一个制度不足，特别是正式和非正式制度都不足的社会里，文明进程的方向是不明确的，而处在这种状态下的社会，其表现出来的恰恰是物质财富配置的严重不平等、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以及公众信仰的缺失三种现象互相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纠缠不清。所以说，与其批评中国这一代人缺乏文化归属感，倒不如说目前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的方向不定造成了国人内心没有明确的文化感，而这背后，却都是制度建设不健全惹的祸。

与其靠某些人的文化修养甚至树立权威来弥补目前缺乏的大学精神甚至中国精神，到不如致力于推动一个宣扬平等、自由、正义的社会秩序的建立。而这种秩序，更是一种各个个体自身自省、互动博弈的结果，这也正是哈耶克“自发秩序”的含义之一。正是“人类的必然无知性”，所以创造或者推出权威未必是一种有利于文化，即文明进程的一种制度安排。提倡人们热爱自由、平等，执着于公平、正义，要比任何的“权威”，任何的“修养”都要重要万倍。这种制度建设不一定源于大学精神，却能使大学精神更富内涵、更有包容、也必更具生命力量。

一种制度决定了一种文化的发展与消亡，也许当年雅典公民们投票投死了苏格拉底的时候，已经预示着“多数人暴政”的制度安排将引向雅典文明走向没落。即使如此，我还是非常认同姚老师所言的“文化修养”在个人身上的加强，虽然这种做法很难推动整个社会的根本改变，但是至少使一些人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吧。

对中国经济学者的评论，我觉得，的确有一些中国经济学者人只能称之为伪经济学者，但是大多数经济学者特别是老一辈经济学者们还是很受人爱戴和尊敬的。当前社会广泛误解经济学，一方面，经济学特别是应用经济学与当前社会联系的紧密性和社会科学特有的非精确性，导致“做的多，错的多”的现象存在。另一方面，经济学结果论被大量应用，而经济思想不能有效传播也是当前社会误解经济学的根源之一。我想经济学吸引我之处，倒不在于其对资源的配置，而在于其对人的经济行为研究中闪烁的哲学光芒。

反方：姚国华：制度是躯壳，文化是灵魂——回复方亮先生，兼质疑主流观念

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首先得承认，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它们是一体的，并不是不相干的两个外在的东西。到底谁决定谁，要看人们所取的视角。但是，它们之间，谁是躯壳、载体，谁是灵魂、内核，这是不能混淆的。制度是躯壳，文化是灵魂。反过来就说不通了，甚至很荒唐。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关系与秩序，是人与人之间现实的约束力量，它是由人的意志予以规定、约定，并且获得人们普遍的理性的确认，由此构成现实生活里的秩序。因此，制度一旦确立就是硬的，没有生命，不可能是灵魂，除非你相信在人们之上，还存在一个神秘的幽灵。如果你承认这个“幽灵”就是人们的文化共识，就是社会的文化认同，那也对了；如果不是，那就活见鬼了！——灵魂只能是人的自觉意识，只能是文化。文化是活的，制度是死的，有文化认同的制度才有生机。反过来，有制度保障的文化，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规则与秩序。

把文化理解为“文明化”的进程也可以，文明则是“文化”的结果。文明化进程的核心在哪里？在“文”！正如生命进化的核心是其基因结构，文明进程的核心是人这一能动的主体所特有的自觉意识与心灵结构，这是人区别于普通生命的根本。因此，文化与文明相对，是指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历程。文明的动力源自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命力，在特定的文化氛围里升华为社会的凝聚力、创造力。

这种文化氛围的形成，首先需要一批文化精英的探索与创造，然后影响社会公众的思维方式与人格取向，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社会制度与秩序。对大学精神的呼唤，并不是渴望“一个大贤大智者横空出世”，也不是希冀“当权者思想化、哲学化的提升”，而是要呼唤一批知识分子开掘内心的理性与良知，凝聚为真正的大学精神，进而重塑国民精神。在这里，合理的大学制度很关键，但它的前提仍然是一批具备超越的理性精神的人，而不是那些屁股支配脑袋的利益集团。因此，无论在整个社会层次上，还是在大学层次上，文化都是制度的灵魂。

可是，以方亮先生的观点，也是今天主流舆论的观点，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制度缺失，而社会进步的希望则寄托于一种制度安排。可是谁对制度缺失负责，谁又来安排这种制度呢？那当然只能是政治当局了。原来，这一立场仍然是把所有问题及其责任推给政府，这不又回到中国古老的政治本位上去了吗？

哪里有什么华人学者在国外安心做学问，却要回国来陷入名利与焦躁中？来华留学生在本国安守秩序，到了中国就会乱来吗？人在不同制度的即使稍有不同表现，那也是人与环境关系的自觉调整，基本价值取向并没有大的改变。当然，这是指已经具备成熟人格的人，而不是孩子，或者心灵单薄的人。

现代制度不是上帝给的，不是官方给的，是人们之间的一种约定。制度的好与坏，与社会文化状态相联系。因此，离开人的内心世界的建构，去谈制度建设反而是一种空中楼阁，这却是今天众多中国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因为制度是一个客体，好象跟自己内在的人格没有关系。人们说国家大事，说当局，说人民，总是头头是道，与自己无关。因此大谈制度，其实是一种心理逃避。

文化不是文人的趣味。平等、自由、正义首先是一种文化价值，正是大学精神所要建构的“自发秩序”之基础。所谓“提倡人们热爱自由、平等，执着于公平、正义，要比……重要万倍。”的说法要警惕，这里包含一个食洋不化的思维陷阱：自由、人权、公平、正义是天然或天赋的。不，这些文化价值只存在于西方特定文化背景（基督教的天空）里，中国文化传统里并不存在这个东西。因此，离开文化基础的重建直接照搬，结果只能跟其他“国际接轨”一样诞下怪胎。我强调大学重建，正是要从文化的根上培植有独立生命的理性精神内核，形成“自发秩序”。

制度是躯壳，与文化内核的演进自然是一体的。处死苏格拉底的雅典民主制度，正是因为失去理性文化的约束，成了自负与放纵的乐园，这种制度的失败根源于其文化灵魂的死亡。但哲学家苏格拉底虽死犹生，他所引导的理性文化孕育为希腊哲学的种子，在罗马的法律制度里，在中世纪基督教的信仰里借尸还魂，在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之后，更构成欧美现代文明及其制度的灵魂。

但在当代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决定论，如今流行的制度决定论，都在重蹈近代中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之覆辙。人们只看到西方强势文明的外壳，以为直接模仿、照搬、赶超就可以跟别人一样强势；人们看不到西方文明两千多年一贯的理性文化灵魂，想不到自己的崛起也需要自己心灵深处的文化建构，通过大学运动来形成新的民族精神，从而推进有生命力的制度建设，支撑有独立生机与战略竞争力的经济体系，实现全民族的内在崛起。

我所批评的经济学家，并不包括杨小凯为代表的少数清醒者，只是特指当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看不到西方经济背后的文化前提，只照搬西方经济的有形躯壳；自己以专业权威自居，却巴不得其他同胞都不要脑子，变成依附于西方既定经济体系的打工仔（蓝领），大学也干脆变成蓝领的操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