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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四倍

2004年8月、2006年初，鲁家果曾两次“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认为西线工程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等一系列问题，在工程可行性、经济合理性、可持续发展及风险等方面，还有不少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21世纪经济报道》8月31日)

事实上，围绕西线工程的争议不光有来自外部的，还有来自内部的，但是主持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近20年的谈英武则极力支持西线工程上马并直言“势在必行”。那么，是谁掌握了真理？这对于笔者，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都无法给出答案。但是笔者以为，这样的争议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社会公共政策理性辩论能力的提升，是一种可喜的进步。

近年来，整个社会围绕公共政策进行了不少的辩论，诸如香港学者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青岛海尔等企业引发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银行卡收费的辩论，高等教育改革的争论等，如此种种，无不在告诉我们，公众公共政策理性辩论能力的提升和社会对公共政策辩论容忍度的提高，这些都有利于提升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正性，维护公众的福祉。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近代西方社会，“公共舆论”一出现，社会变革就加速了。我们也可以说，公共政策辩论空间的形成，社会的变革将更加理性化。但由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一旦实施，或惠及万民，或祸及社会。因此，必须在公共政策进入实施之前预防其出现价值失范现象。

预防公共政策价值失范的关键：一是扩大事前评估的社会参与程度，二是严格事后责任追究制。站在这个角度，不论是极力支持西线工程上马并直言“势在必行”的谈英武，还是极力主张要从长计议的鲁家果，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因为无论是反对者还是赞成者，事实上都扩大了公共政策事前评估的社会程度。

在传统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往往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往往表现为被动地执行公共政策，无法将自己的意见或者建议反映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去，直到今天，这种现象并没有完全杜绝。但是公众对公共政策理性辩论能力的提升，将会改变这一局面。一个合理公共政策的制定，应努力形成只有受益者没有受损者的“帕累托改进”，而不应以社会某群体或阶层利益的严重损坏为代价。在操作上就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公众有着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而这些都离不开公众对公共政策理性辩论能力的提高。

在公共领域中，整个社会透过公共媒体交换意见，从而对问题产生质疑或形成共识。如此以来，社会需要提供更大的、满足公众理性辩论公共政策能力的生成空间，只有理性辩论公共政策空间的生成，才能达到对问题产生质疑或形成共识，无论是反对的意见还是赞成的意见，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辩论空间进行激辩，才能形成只有受益者没有受损者的“帕累托改进”。

原题：由理性辩论生成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