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

个人倾向大于民族与血统

在美国，汉学研究界虽然比起英美文学等研究领域来说还是小得多，但是发展得相当蓬勃。近年来，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学习中文的学生越来越多，与此相应，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感兴趣的学生也就越来越多。这自然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事。但是，人们对近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兴趣，往往大于对古典文学的兴趣——这是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非独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为然。拿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来说，对上古中国和近现代中国的研究相对来说较为兴旺(上古文献不断在考古发掘中问世刺激了研究热潮)。如果说研究上古的学者可以置后代于不顾，研究近现代中国而不熟悉前代的文化传统，则是一种缺陷。在当今世界，知识有割裂化、碎片化的趋向，这就更需要高等教育工作者有意识地强调知识广博性与延续性的重要。不仅研究中国文学是如此，研究其他国家的文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美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非常多样化，有的美国学者采取的治学方法和研究角度，和我们的传统学术研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在美国研究和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的也不都是“西方人”。以哈佛为例，现在哈佛的6位古典和现代中国文学教授里，亚裔占三分之二(包括我在内)。又，“西方”按说包括美国和欧洲，可是，美国文化和欧洲非常不同，美国的汉学研究和欧洲也存在差异。我想说的是，治学角度、思想方式的差异不取决于民族和血统，而取决每一位学者的个人倾向。至于和国内研究差异较大的方面，恐怕主要体现在研究视野的不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同。

急于求新会丧失真意

其实，近十几年之间，国内的古典文学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种发展趋势非常令人欣慰。中国文学有一个很长的诠释传统，这一诠释传统有其优点，但有时也不免变成负担，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我想我们应该以广泛阅读和细读文本为基础，重新检视传统结论，检视任何“常识”性的知识；进一步打开研究视野，多了解国际汉学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多增加一些对世界文学的了解，多增加一点对理论的了解。无论中外，研究一国文学的人往往对其他文学不闻不问，形成一个密闭的小圈子，我倒觉得文学研究者都应有点广泛的文学阅读经验。

说到西方理论，近年来译介很多，但是，是否能够超越对某些理论名词的点缀性使用，真正了解其精神，还是另外一回事。其实，所谓“理论”，不过是一种思想方式，一种虽然有其局限、但是相当聪明的思想方式，如果能融会贯通，不被艰涩无聊的术语所困，就会受益良多。而且，西方理论有其历史来源，我总觉得我们对欧美古典人文传统的介绍还不够，大家都有些太急于了解“最新动向”了。我在校对《迷楼》一书时，曾发奇想，觉得可以给《迷楼》的中文版作注，因为其中太多的词语在西方文学批评话语里有其历史渊源与丰富的回声，这些回声到了另一种文化框架和语言里，就完全丧失了，所以，有些议论在习惯于英语文学批评传统的英语读者看来，会觉得十分通畅，但是译成中文以后，会显得很奇怪，甚至不知所云。有些词语，完全可以就之写出一篇追根溯源的阐释文章，使其变得透明起来。

此外，我们译介欧美文学作品虽然很多，可是，是否也能及时了解各种国家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国际学术界接轨呢？即如我翻译萨福，当然也觉得没有直接译自古希腊文是一种遗憾，但是，我一方面借鉴了大量近年来美国学界的萨福研究———这些研究建立在前人基础上，比起周作人时代的萨福研究已有极大的进展。

任何名家名著的翻译，原不必只有一种，如果可以抛砖引玉，激发读者对这一主题的兴趣进而走上专门的研究探索之路，则再好不过了。（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