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

台湾鸿海旗下的全资公司富士康向《第一财经日报》的两位记者索赔3000万，并通过诉讼保全措施冻结两人私有财产。新闻刚出来，便评论如潮，我谢绝了一些媒体让我评论两句的要求，因为一则我觉得能谈到的大家都能谈到，再说毫无新意。二则也是最重要的，我判断这个诉讼会以一场闹剧收场。

果然，没多久，在舆论的普遍谴责下，来势汹汹的富士康将3000万诉讼标的降为1元，3000万：1，悬殊何其之大，富士康何以转变如此之快？我没有位列该公司决策层，不得而知。但这个看上去很滑稽可笑的大转身，至少能证明富士康当初狮子大开口，希望以此来吓住盯住其不放的大陆媒体的决策是失误的。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富士康的算计应当是很精确的，决策层也熟悉中国的国情。如作为单位人的中国记者的生存压力，媒体和官方的复杂关系，地方政府对“巨室”的关照，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权力，等等。但是他们在更高的层面是算了，那就是两个字：政治。

稍微对中国今日社情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一般人不怕小麻烦，也不怕大麻烦，就怕不大不小的麻烦。如果富士康起诉《第一财经日报》和记者，只要求道歉，赔款几十万，那将只是一条小小的新闻，不会引起翻天的波澜，富士康靠自己能量的运作，很有可能打赢。但富士康显然志不在此，不想赢一场普通的名誉权官司，而是以雷霆万钧的力量一击，将对方彻底打趴下，毕其功于一役，让所有还想对其劳工问题跟进的媒体胆怯而却步。

但是，他忘了一个普通的常识，一头狮子对一头羊很有办法，对一只蚂蚁未必有办法。两个记者的财产，对3000万来说，完全可以视为不名一文。当你把一个人逼到光脚的地步，还有什么可怕的？你索赔20万元可能让翁、王二人担忧，索赔3000万只能凸显两位记者悲壮的气概。既然富士康的诉讼希望通过打击两位小记者来起到吓住整个新闻界，那么不管你的声明如何此地无银三百两，说仅仅只是一个法律事件，没有哪个傻子会真的相信，被视为对整个新闻界挑战也毫不夸张。

而且，大陆和台湾不一样，两年前用同样的手法，尽管没有打趴台湾《工商时报》的记者旷文琪，但最终双方妥协了，鸿海并没有因此损害什么。要知道，台湾的公民社会发育程度比大陆高，贫富悬殊不大，新闻环境比大陆相对自由，司法也更有公信力，鸿海诉旷文琪尽管也是合理利用诉讼权利来打压弱势一方，但在公众眼力更容易被理解，为旷站出来伸张的主要是记协，因为同行有物伤其类的感觉。这个事件不会被捆绑更多的其他社会情绪。

可是这是在大陆，富士康此举几乎是《英雄儿女》中那位高喊“向我开炮”的王成一样，主动把社会种种不满的情绪吸引到自己身上。富士康此举对反映今日中国大陆民间情绪太有标本意义了。一个台湾首富属下的公司被舆论描绘为“血汗工厂”，他通过自己投资所在地的法院越过报社，直接冻结记者财产。这个事件至少有几大热点：贫富分化、底层生存权利、新闻的空间、司法公正以及两岸关系。你瞅瞅，哪个问题不是要命的政治问题？

从这个新闻刚刚曝出来后充斥网路上的种种议论分析，有以此来论证大陆目前新闻环境恶化的，有以此质疑中国司法腐败和官商勾结的，有呼吁关注中国底层劳工生存状况的，也有舆论指向台湾在大陆的投资者、管理者歧视大陆人的问题。。。。。。一个标的3000万的诉讼案，几乎集中了大陆今日全部的热点问题，而富士康，自愿当了今日大陆几种最典型不满情绪的发泄口。问题大到这个地步，两个小记者反而可以高枕无忧了。问题一大，谁都不可控，哪怕富士康这样可动用巨大资源的财团。因为这个事件一闹大，就会无限地滚雪球，甚至超出国界。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大陆当局，不会坐视一个公共事件无限引申，到那时，报道是否公允、司法是否公正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政治正确”。

和政治正确相比，富士康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以及地方政府的利益，孰重孰轻我想不难辨别。富士康及时收手，我想他们在强大的舆论面前，已经看到舆论背后种种的民间情绪，以及事件继续发展下去的种种可能性，号称成吉思汗的老板郭台铭再骁勇强悍，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他恐怕没有必胜的信心。和官家走得太近，往往是一把双刃剑，成败皆由它，“晋商”的后代郭老板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看看明清时代那些富可帝国的晋商的下场就知道。

富士康及时收手，不算太晚。这个事件希望能让商界“成吉思汗”明白，不是所有的重量都能承受的，再牛逼的人，也不能挟泰山以超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