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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雷收购徐工不是民族主义问题

实际上，中国股市主要针对国有企业开放的副作用还不只如此，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金融资源还继续被低效配置，钱还是重点用来帮助不断产生亏损的国有企业和制造呆坏账的国有银行，而不是被投放给产生更多就业机会、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另外，这也使中国民营企业无法融到足够资金参与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竞标，使国有企业的股权差不多只能卖给外资。换言之，“中国企业卖给外资”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制度与体制问题所造成的代价的具体表现。

以时下炒得沸沸扬扬的凯雷收购徐工案为例，许多人把民营企业不能收购徐工的问题提到民族主义、国家利益的层面上来谈，这当然大可不必。其实，大家都清楚，在大型国企改制中民营企业之所以难以唱主角，除了一些政策歧视外，也是因中国金融市场对民企不开放所致。像徐工这样的国企规模较大，民企必须在外部融资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参与竞价。虽然中国人存在银行的钱很多，股市现在也有再融资的机会，但由于银行贷款和股市融资机会都主要为国企服务，民企无法融到这些钱，所以他们难以参与国企重组过程中的竞争。在本国金融不发达、融资体系对民企歧视的情况下，外资差不多是主要可行的选择。这不是民族主义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政策问题。

从历史角度看国内金融证券市场发展停滞的代价

从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在1978年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重新崛起，似乎使过去100年里没完没了的战争、政治运动、国家垄断金融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代价顿时烟消云散，可实际上没那么容易。从工业技术角度看，本来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使中国的现代工业化进程不亚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但1911年后的革命与多年内战，再加上从20世纪30年代加快了的经济国有化运动、此后的抗日战争和内战、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文革，这一系列的战争和政治运动中断了中国宝贵的工业化进程。1978年前的八九十年恰恰是世界工业技术，特别是汽车和电子类技术突飞猛进的年代，但中国却在忙着那些战争和运动，错过了宝贵的技术发展时机。

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上，从中国第一个现代股份制公司－轮船招商局的股份于1872年公开交易开始，到1950年证券市场全面停止时，中国已有过长达78年的证券市场发展经验，在上海、天津等城市已培植了相当规模的证券与其他金融中介，金融从业人员数量已不少，并发展出了运作得有条不紊的各类证券和金融行业自律公会。但是，这些金融发展在20世纪50-80年代之间则完全停止，完全丢失积累了78年的证券经验与知识。虽然在1990年后中国重新恢复证券市场的发展，但中国的证券市场和银行业到今天还完全由国家垄断，使这些市场难以显出其应有的配置金融资源的本性。结果是，一方面中国的证券市场与银行基本只为国企服务，另一方面，在有钱的投资者和需要资本的企业间仍然有多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过去100年、特别是过去50年中国在工业技术和证券技术上失去的发展机会、耽误的时间，都是有代价的。遗憾的是，这些代价不能自然消失，而是要今天的中国社会来一一付出。为还清这些代价，其付出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说，由于中国自己的资本市场不发达，所以国企改制时基本只能靠出售股权给外资，因为外资能融到大量资本；为了赶上现代技术，中国企业不得不进口核心部件、进口核心生产设备等等；或者，干脆以市场换技术。这些都是在具体为过去的战争和政治运动的代价埋单，也是为过去几十年的国有企业制度、为国家垄断金融埋单。过去的代价自身是不会跑掉的。

当然，中国也可以选择什么都由自己慢慢发展出来，比如，资本市场靠自主发展，核心技术也靠自主发展，要等多少年就等多少年。但，那样会使中国经济长久无竞争力、长久落后、长久处于不安全状态之中。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与品牌反而能缩短中国建设竞争力的时间。直接引进已经是捷径。

国内金融证券业应该对民营企业真正全面开放

为了激发未来中国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文化，也为了减少未来发生像凯雷收购徐工这样的争议，我们现在应该做的首先是把国内股市、国内金融业对民营企业真正全面开放，让更多民营企业也能像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那样在A股市场上市，让A股市场也产生出一个个搜狐、携程、分众、百度、尚德这样的故事，民营企业家也应该能像国企那样从银行融资，也能进入金融业。如果20年后的中国证券市场还是由国家办并主要为国有企业服务，那么，那时的中国经济还会过分依赖外资。（新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