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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这个“启蒙陷阱”是薛涌先生自己挖下的吧？

作者：静娅

薛涌先生在南方都市报撰文批评李银河先生的多边关系论是落入了近代以来启蒙主义者的陷阱（薛涌:启蒙陷阱中的李银河）。在薛涌先生看来，这一陷阱在于：（1）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理念是：“知识分子一旦掌握了“理性”，就垄断了对世界的解释权，一切传统习俗都必须根据这种“理性”来进行重估和改造。”（2）言行不一的双重标准。并认为是自由派的老问题，他们自以为用“理性”给别人照亮了一条路，但自己却不走。他以上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麻省的自由派法官为例：他们“下令黑白混校，讲起来道理一大堆。一些白人中产阶级的孩子被强行送进了教育水准甚低、犯罪率甚高的黑人学校，而法官自己却把孩子送到了私立学校。这样的虚伪，至今还是自由派的污点。”

在此，薛涌由麻省的自由派法官下令混校，自己却把孩子送进了私立学校，一下子把两面性的帽子扣到了全体法官乃至全部自由主义者头上，让人以为所有自由主义者都是如此虚伪。并由此批评李银河先生犯了与自由主义同样的毛病，即她所提倡的多边恋价值，和她自己的生活经验乃至所遵从的习俗相冲突。她实际上是在提倡一种自己不做的事情。

他居然责问道：“既然李银河受不了多边恋，为什么不多讲一讲自己喜欢的一夫一妻的好处，讲一讲生死不渝的爱情？就算多边恋有许多好处，难道不是那些身体力行的人更有发言权吗？”最后他还貌似公允地希望“李银河能够走出这种启蒙的陷阱，不要执迷于道德上的社会工程，回到自己的经验和所遵守的习俗上来。这也是英国启蒙主义的精神:传统的价值和习惯是人类累积的智慧，蕴涵着许多我们的"理性"意识不到的意义，需要不断总结和发挥，绝不是一个人或一代人的知识所能替代的。”

这究竟是什么逻辑啊？

难道我研究宗教，说宗教具有一定合理性，就一定得信教么？难道我喜欢穿牛仔裤，就不能夸人裙子好看，不能主张穿裙子是人的一种权利么？难道我喜欢吃中餐，就不能说西餐也很营养么？难道我说做男人不错，就一定要将自己变性么？

难道……，就……；难道……，就……；

难道有这样做学问的么？如果一门“学问”的前提是“信”，那和宗教有什么区别？它还能是“学”么？价值中立是做学问的一个重要原则。如果做学问的前提非得是“信”，那又如何保持这一原则？

薛涌先生在美国做了这么多年的学问，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还做什么学问啊？

二批：自挖陷阱的薛涌

作者：静娅

昨晚发了一帖《这个“启蒙陷阱”是薛涌先生自己挖下的吧？》。写这个帖子，纯粹是为拆拆薛涌文章的逻辑，那就是没有逻辑，标准的＂湖人＂（糊人）

薛涌一定是个嗓门很大的人，这是一个四面出击的主儿，他的文字常常很热闹．据他自己说，一天写四篇也不是问题，还能够篇篇高居榜首．

这个数字我相信，只是不知道是编辑们的眼光很垃圾，还是写手水平太垃圾，竟找不到比薛涌更强的文字．

或许，根本就是薛涌的身份是个好卖点的缘故．他身份的卖点强于文字的卖点．中国报刊和读者都吃这一套．

可是在热闹的背后，我们还能看到什么？

对于这一点，我已在《这个“启蒙陷阱是薛涌先生自己挖的吧？》一帖中作过分析。他的《启蒙陷阱中的李银河》一文，几乎每一段都不值一驳．他还有一文＜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光是题目就＂错得离谱＂（侧平语），全世界的资本家怕是都盼着替别人打工，重要的是，你愿意替别人打工，别人还未必肯要你（产品）．商人不为别人打工，上哪去挣钱？那还叫商人？

有意思的是，薛涌先生一边嚷嚷中国不能永远替世界打工，一边却是自己在积极替美国打工，一去经年，而且看那架势，一时半会并没想着要回来．当然他也时时打打国内的工，但那是撑着一块知名旅美学者的牌子．

同样，在《基层社会与现代精神》一文中，薛涌先生开篇即说了一则故事， 在矿难时，一个在井底的矿工临死前把自己的帽子交给身边的同事，希望这个遗物能够最终落到自己的妻子手上。当妻子的拿到这顶帽子时，人已经不在了。细看帽子内面，写着几行字：“孝敬父母，带好孩子。还欠张主任200块钱……”

由此，薛涌先生激动地宣告：“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惊天动地的道德情操，这就是中国的人文精神。”

然而薛涌先生在此笔锋一转，却又大声宣布他知道中国人文精神是落在哪里。依薛涌先生看来，就是失落在鲁迅以及与鲁迅先生一样的文人手中。他批评道：“鲁迅的《阿 Q正传》，写的是他自己并无亲身体验的下层。在他笔下，阿Q们是一群没有自我意识、没有道德、没有自尊、甚至体会不到死亡之痛苦的动物存在。其实，动物对痛苦也是很敏感的。我去超级市场的龙虾柜台前，看到售货员一打开水缸的盖子，那些龙虾就惊恐地缩到一角，生怕自己被逮去。阿Q真会像鲁迅描绘得那样在被斩首前还糊里糊涂、不知道死之恐怖吗？显然不会。”

我以为，仅仅通过一两件事就宣布一种精神整体上存在还是不存在，实在是too simple，too naive了。这就好像许多人看到某一个甚或某几个上海男人做人做事不那么男人，立即义愤地宣布上海男人是小男人，未免失之于草率一样。任何地方的人都有各种各样，有好中劣各等，一概的好活着一改得不好，是不可能的事。谁也没有资格指责自己本土以外的人都不好。这种指责也无任何意义。

我不否认，中国民间有着深厚的人文精神，这是一民族希望之所在。但我们不能由基层社会几例很人的现象就否认不人文现象的存在，而说不得碰不得。同样，我们也不能由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不人文的现象，就否认知识分子还有很人文的东西。毕竟，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在兢兢业业、扎扎实实、不媚俗不媚上、很人文地做自己的学问。绝对地肯定一个群体与绝对地否认一个群体都是很不“人文的行为”。说到底，薛涌的思维逻辑并没有摆脱他曾经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烙印，那是某个“伟人”给中国人打下的具有深刻影响的烙印，那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以阶级划线的思维方法。

遗憾的是，薛涌先生的文字被炒得很响。其实，不要看别的地方，光看天涯就知道，很多人都能把文字整得很热闹，可悲的是，却有更多人吃这种热闹．只要看到文字里有自己想要的字眼就可以了，哪管这些文字逻辑不逻辑．

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能企求这一点，因为他们压根儿不知道逻辑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