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

作者：袁蕾 黄冰如

如果我贩卖大麻或海洛因，被逮住后会被关进监狱甚至处死。如果我贩卖盗版产品，能获得更大的利润，却什么事都没有

———戴马克(美国电影协会北京首席代表)

“他们是很危险的犯罪分子”

“在菲律宾，50个警察在这边射击，盗版分子在另一边用枪反击；在印度，我们两名员工被贪污的警察关进了监狱，长达3年我们没法把他们救出来，因为警察贪污了；在马来西亚，盗版团伙的人在街上用枪袭击一名警察，结果子弹掠过警察，击中了一名在餐馆里吃晚饭的人。”美国电影协会驻北京首席代表戴马克说。

戴马克是一个光头，他身形消瘦，每当谈起“利益数以十亿计”的盗版，脸上的笑容就会荡然无存。“他们是很危险的犯罪分子。”戴马克反复强调这句话。

在戴马克眼里，打击盗版不是一份朝九晚五的办公室工作，而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行业”：“有人因反盗版而遇害。两年前，我们在马来西亚的一位员工，独自外出工作，在她的住所，汽车被砸，电脑被偷走，女佣人因为被误认是她而遭到殴打。在泰国，我们的员工走在街上，罪犯从背后袭击，他在医院待了两个星期……在有些国家，罪犯会被……枪毙。”戴马克能听懂的中文不多，能说的就更有限了，但“枪毙”二字，他用的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边说还边用手比划出手枪的样子。

“如果我贩卖大麻或海洛因，被逮住后会被关进监狱甚至处死。如果我贩卖盗版产品，能获得更大的利润，却什么事都没有。贩毒直接危害人的生命健康，因此政府会介入。但如果我是犯罪分子，我知道贩卖盗版能赚更多钱，却不会入狱，我会停止贩毒，开始卖盗版。”戴马克的观点是，盗版应该被归入刑事犯罪，并且应该把盗版者“都关进监狱”——在他看来，盗版者们之所以没全在监狱里，那是因为很多国家“有很高层的势力保护他们”：“在马来西亚有，很高层；在泰国，很高层……在菲律宾，警察高层卷入了盗版，他们自上而下地保护盗版分子。”

虽然美国电影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是全世界盗版率最高的国家，但戴马克依然承认，在中国没有这些危险的罪案发生，因为“犯罪分子们很聪明，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胆敢这么猖狂，政府会摧毁他们”。

目前，美国电影协会在中国的主要工作是与政府部门合作，对相关行业施加影响力；进行市场调查，追查跟盗版有关的具体地址。

对这种工作，美国电影协会高级副总裁艾理善并不陌生，加入协会之前，他是律师，更早之前他还当过便衣警察，像侦探一样追查国际诈骗案，他有段时间曾为港督彭定康工作。对他而言，目前这份工作，“集合了警察的工作、律师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

艾理善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他每次来中国，都会提着公文包，亲身暗访当地城市的音像店，看看又有哪些店在卖盗版碟，然后悄悄记下店名，有时候也掏出相机偷偷拍照留作证据：“我们会追查出盗版目标的具体地址，与各个国家的政府调查人员合作，帮助他们更有效率地工作。”

广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会根据美国人提供的“情报”出击，但更多时候依靠的是自己的线索。对这些以查缴盗版为工作的人而言，打击盗版斗智多于斗勇。

“保护知识产权首先应该是民事的，但美国希望把反盗版变成刑事执法，因为他觉得民事既费时又费钱，刑事案件花钱少，诉讼快。但刑法不能包打天下。”国家文化部文化市场司稽查盗版的负责人同意盗版危害大，但并不同意打击盗版一定要动用刑事手段。

“可能会有些人不愿意你收缴他的碟，但在音像店和地下加工厂，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暴力抗法的。”执法总队的负责人自己经常去查盗版。7月27日，执法总队联合萝岗区执法队，在山下村一个农民出租屋里，没有受到任何阻挠，顺利查到53万张盗版光碟。他现在最大的难题是：音像店里看不到盗版了，是不是音像店就不卖盗版了？

广州市海珠区一家音像店，是美国电影协会点名指出正在贩卖盗版的40多家店之一，执法总队也接到过群众举报，说那里有盗版卖。可无论执法队员何时临检，看到的都是正版，店里四周的墙壁敲上去也都是实心的：“我们观察了很久，发现从厅的位置看，里面应该是厕所，但厕所的空间又非常小，感觉有块空间蒸发掉了。”最后他们发现，墙壁上有一个没有接电线的插座：“插座就是门的开关，他们用水泥板镶了一扇钢门，非常隐蔽，我们在里面查获了3万多张盗版音像制品。”像这样的密室，他们一共查到了3个。

从国家版权局公布的数据来看，从1997年以来，全国版权部门查缴的盗版音像制品数量逐年增加；2005年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年，全国共出动397万人次，收缴各类违法音像制品1.6亿多张；2001年至2005年，全国共查出盗版音像制品超过6亿张。

11个部门打盗版

“以前盗版片子的字幕上几种文字：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中文，最近增加了韩文。”文化市场司稽查盗版的负责人要熟悉盗版的各种变化。

一张盗版，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文化市场司稽查盗版的负责人简单勾勒了一个盗版路线图：

国外盗版影片的片源都来自国外，有的是拿摄像机摄录，有的是盗版其他地区的光碟，还有的是直接从影院、片方那里偷拷贝翻录；片源做成母带，以夹带的方式进入中国。“现在母带都不需要了，盗版商可以直接通过邮件、聊天系统把片源发过来。”

拿到片源之后，就送到地下复制厂，光碟做好之后就到了包装厂，然后是货运站，再从货运站分销。

“盗版商一般是从中午12点开始收货，二级盗版分销商收货完了之后，到夜里12点左右下订单，生产出来之后凌晨三四点运走。”———文化部下属的文化市场司主要管理音像制品的批发、出租、零售、放映、进口，从市场角度出发，规范音像制品市场———他们只是全国10个打击盗版的行政执法部门之一。

“涉及到电影方面的，国家有一个版权工作小组，国务院、公安部、文化部、广电总局，版权局都管。社团有我们的电影版权保护协会。各地都有文化市场执法总队，每个区有大队，公安有刑事执法的。盗版是国际团伙，所以还需要跟各个国家有联络。”中国电影版权保护协会理事长朱永德说，简而言之，就是文化部管音像制品；广电总局管电影电视；各地有行政执法队；版权局则管所有方面的版权。

中国电影版权保护协会是2005年8月成立的第11个部门，它被认为是第一个维护电影知识产权的非政府组织，主要职能是维权和诉讼。

尽管有这么多力量参与反盗版，打击盗版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根据美国电影协会公布的2005年调查数据：中国的盗版率为93％，其次为俄罗斯和泰国，分别是79％；盗版使中国2005年损失27亿美元潜在收入。

“亚洲盗版的比例和范围要比欧洲及北美的许多地区大得多，总体上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也不如那些地区彻底。”艾理善对亚洲盗版的批评从来都不轻。

与侦探出身的艾理善不同，朱永德是摄影师出身，他的履历包括上影集团总裁、上海文广集团副总裁、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2005年，中国版权保护协会成立，他担任理事长，当时他62岁：“我历来对版权工作就比较重视，当厂长以来就打过一些官司，但我们的官司，都是赔钱的官司。”

1997年，朱永德任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受北影、上影、长影等十家制片单位委托，将私自侵犯他们电影版权的天都代理中心、天津泰达音像发行公司告上法庭，“官司很大，央视都转播了审判实况，但最后还是雷声大、雨点小。”法院最后判罚赔给十家制片厂120万元人民币，折合到每部影片上的赔偿，就是5万，“算上取证、请律师、诉讼……告状的反而还得赔钱。”

去年11月，中国版权保护协会打的第一场维权官司，又遭遇了尴尬。八一厂的电影《太行山上》被湖南一家电视台盗播，八一厂的要求是：立即停止播出，通过媒体公开道歉并消除影响和包赔经济损失。“判罚之后赔了30万元，给了湖南的发行公司20万，他们很不满意。盗播的电视台曾经找过这个发行公司，说如果私了就给15万，八一厂和这家发行公司都不同意。官司判罚之后，发行公司虽然也得到了15万，但比原来少了5万，而八一厂除去取证费、律师费、往返食宿费肯定也亏了。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没有积极性的原因。”朱永德说。

盗版官司在中国“得不偿失”，在美国更是无底洞，“在美国，影片必须先登记，不登记就不能提出经济赔偿，要登记就要收费，每部几百美金，在美国人看来不是很多，但是数量多了对我们也是负担，而要搞清楚影片有没有被盗版，必须得请律师，这就是10万美金左右，一旦要起诉成本就更高了。”朱永德说，他们已经了解到美国几家电视台在盗播中国影片和电视剧，但取证和诉讼也不是一件简单、便宜的事情。

“有些权利人因为遇过得不偿失的维权经历，不得不放弃主张自己的权利。”朱永德无奈地说，目前在中国，权利人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薄弱，没有形成“以保护知识产权为荣，购买盗版制品为耻”的风气。

对于美国电影协会公布的中国市场盗版总理和盗版率，“是否达到美国人说的那么高的比例，‘全世界排名第一’，还要依据科学的调查来确证。”朱永德说话十分谨慎，“首先要明确的是，对美国电影在中国被盗版的情况，或者中国电影在国内外被盗版的情况，我们并没有进行过全面的调查和统计，也缺乏这方面的具体资料。常言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我们对于这些数据无法发表意见。”

没有调查的原因是：调查需要专业知识进行科学分析，协会成立不到一年，没有专业能力；请专业调查机构要花很多钱，也没有经济实力。

7月，中国电影版权保护协会与美国电影协会达成初步意见，双方将合作聘请专业的调查公司，对中国电影市场进行比较彻底的调查，拿出中美两国都可以接受的调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