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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宏毅 译

【内容提要】作为《印度的崛起》系列报道当中的头一篇，美国《外交》双月刊2006年7月至8月号刊登宝洁公司印度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古尔查兰·达斯撰写的文章，题为《印度模式》，全文如下：

对印度的经济成功，虽然世界才刚刚发现，但这早已不是什么新东西。在独立后30年仅仅取得微乎其微的进展之后，从1980年到2002年，该国经济每年增长了6%，从2002年到2006年每年为7.5%——从而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跻身世界上创下最出色业绩的经济体之列。二十年来，中产阶级的规模翻两番（达到将近2.5亿人），每年该国有1%的穷人越过贫困线。与此同时，人口的增长率已经从每年2.2%的历史高峰下降到今天的1.7%——就是说，经济增长已经带来人均收入的大幅度增长，自1980年以来从1178美元增加到3051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现在是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它很快就会超越日本，成为第三大经济体。

印度的崛起当中值得注意的一点并不是它很新，而是它的道路一直都很独特。印度没有采取亚洲的经典战略——向西方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低价格工业产品——而是依靠国内市场超过了依靠出口，依靠消费超过投资，依靠服务业超过工业，高科技超过低技能的制造业。这一对策意味着，印度经济基本上没有受到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其所显示出的稳定程度给人留下的印象与其经济扩展的速度一样深刻。这一消费驱动的模式与其它发展战略相比，也更加人性化。其结果是，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印度的不平等程度的加重要轻得多。（其基尼指数——衡量收入不平等的一项尺度，可以从0达到100——为33，而美国为41，中国为45，巴西达到59。）此外，印度GDP增长的30%到40%都是由于生产率的提高——这是表明经济健康与进步的真实迹象——而不是由于资本或劳动数量的增加。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不是在国家的帮助下崛起，它在许多方面正在崛起，尽管国家存在。处于印度成功事迹核心的显然是企业家。印度现在拥有竞争力很强的私营公司、繁荣的股市和纪律性很强的现代金融部门。尤其是从1991年以来，印度的国家机构逐步放弃干预——并不是体面地这样做，而是在强行逼迫下实施了经济改革。它降低了贸易壁垒和税率，打破了国家的垄断，解除了对产业的束缚，鼓励竞争，向世界其余国家开放。虽然速度缓慢，但是改革正在开始加速。

印度正处于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快速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会继续，甚至会加速。但是印度不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政府债台高筑，以致阻碍了在急需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虽然过分严格的劳动法仅仅涉及劳动大军当中的10%，但却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就是使雇主们不愿雇用新的职工。公共部门虽然比中国的要小得多，但却仍然太大，效率也太低——从而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对消费者造成负担。虽然印度正在成功地形成高端资本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但是它未能造成一场基础广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革命——这意味着就业的增加与总的经济增长一直不相称。与此同时，它的农村人口受到国家引发的生产和农业领域中的分配扭曲后果的影响，以致农户仅仅获得了水果和蔬菜零售价格的20%到30%（而美国农户则获得40%到50%）。

印度现在可以趁机取消阻碍其充分发挥潜力的其余障碍。或者它也可以继续沾沾自喜，相信自己最终会达到目标——但却晚了20年。最棘手的改革尚未进行，却已经出现了自满的迹象。

一个已有100年历史的故事

在独立以前的半个世纪里，印度经济停滞不前。从1900年到1950年，经济增长平均每年为0.8%——恰好等于人口的增长率，以致人均收入毫无增长。独立后的头几十年，经济增长加快，从1950年到1980年平均为3.5%。但是，人口的增长也加快了。其对人均收入的净效应是，每年平均增长了仅仅1.3%。

印度人哀叹这种“印度式的增值率”。当然这与印度教毫无关联，而与尼赫鲁总理及其飞扬跋扈的女儿英迪拉·甘地的费边式社会主义政策十分相关。他们领导了印度经济上最黑暗的几十年。他们父女俩领导下的混合经济束缚了印度人民的旺盛精力。这种经济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最糟糕的特色结合起来。他们的模式是内向的和进口替代型的，而不是外向的和出口促进型的。它剥夺了印度分享二战以后时代中全球贸易的大规模扩展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当中的机会。（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从1950年到1980年的人均经济增长率接近3%，为印度增长率的两倍以上。）尼赫鲁建立了一个效率低下和垄断性的公共部门、世界上价格与生产受到最严格管制的、政府调节过度的私营企业，并阻止外国投资——从而使印度无法获得外国技术和外国竞争所带来的双重好处。他的策略还把有组织的劳工惯坏，导致生产率大大下降，他还忽略了对印度下一代的教育。

但是，就连这一体制，如果较好地加以实施，本来也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出。它并不一定要堕落成一个“许可证-执照-配额王国”，就像查克拉瓦尔蒂·拉贾戈巴拉查理（律师、作家、政治家兼印度教降神师，印度独立后唯一的印度人总督——译者注）50年代末最初的评论所说。虽然印度人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意识形态（有时还有民主），但事情的真相是，更加具有破坏性的可能是实施政策方面的一种俗气的无能——它反映出一种偏向思想而厌恶行动的倾向。

80年代，部分地由于拉吉夫·甘地总理的努力没有得到充分的赏识，所以政府对待私营部门的态度开始转变。温和的自由派改革——尤其是降低边际税率和关税，以及给予制造商一定的自由——刺激了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使之达到5.6%。但80年代的政策也是放肆无度的，因而使印度到90年代初陷入金融危机。值得庆幸的是，这场危机引发了1991年的重要改革，从而使印度得以最终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并为今天的高增长率奠定了基础。这些改革的主要设计师是财长曼莫汉·辛格。他现在是总理。他降低了关税等贸易壁垒，废除了产业许可证颁发制度，降低了税率，下调了卢比的币值，使印度向外国投资开放，减少了对货币的管制。虽然其中的许多措施是逐步的，但却表明，印度与其统制主义的过去彻底决裂。经济立即就投桃报李：增长率上升、通胀率迅速下降，出口和外汇储备激增。

要认识到1980年以后的变革规模，请回忆一下，西方的产业革命是在GDP增长率为3%和人均收入增长率为1.1%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印度经济仍旧按1980年以前的水平增长，那么其人均收入到2250年就会达到美国目前的水平，但如果它继续以1980年以后的平均比率增长，就会在2066年达到这一水平——提前184年。

奇特革命

从1991年以来，印度已经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竞争力：发生了一场电信革命，利率已经降下来，资本很充足（尽管厌恶风险的国有银行管理者仍然拒绝向小企业家放贷），高速公路和港口得到了改善，房地产市场正在变得透明。100多家印度公司现在的市场资本总额超过10亿美元。其中一些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全球性品牌。通过股市，外国人已经投资于1000多家印度公司。在《财富》杂志评出的500家公司当中，125家如今在印度拥有研究与开发基地——这是证明其人力资本的明证。高科技制造业已经起飞。所有这些变化都使银行部门获得了纪律性。不良贷款现在占所有贷款的不到2%（而中国是20%），尽管迄今为止，印度衰败的国有银行全都没有实现私有化。

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是服务业和国内消费。消费占印度GDP的64%，而欧洲占58，日本占55%，中国占42%。由于印度人禁欲主义的天性，所以消费成为一种美德的可能性使许多印度人感到难堪。但是，正如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所说：“与中国的资源调动模式相比，印度消费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平衡性可能要好一些。”

印度由企业家推动的经济增长和中国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的成功主要建立在国有企业或外国公司出口的基础上。北京仍对企业家持强烈怀疑态度。中国的信贷只有10%提供给私营部门，尽管私营部门雇用了中国40%的劳动力。而在印度，企业家获得所有贷款当中的80%。从1993年起就一直营业的捷达航空公司已经成为印度天空中的无可争议的领先者，但中国的第一家私营航空公司奥凯航空公司却是2005年2月才开始航行的。

印度迄今为止发展的独特之处在于，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没有发生能够改变印度农村仍然陷于贫困的千百万人生活的一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革命，许多印度人着迷地注视着中国通过出口玩具和服装等产品，似乎无休止地创造出低端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同时受过较好教育的中国人向世界其余国家输出知识劳务。他们很恐惧地想要知道，印度是否将会完全省略一场产业革命，从农业经济径直地跃进到服务业经济。世界其余国家的经济都是从农业演进到工业，再到服务业。印度看来具有一个薄弱的中间环节。服务业现在占印度GDP的50%以上，而农业占22%，工业仅占27%（相比之下中国为46%）。在工业范围内，印度的实力在于高科技、高技能的制造业。

就连最为热情地倡导基于服务业的经济增长的人们，也并没有质疑创造更多的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可取性。印度之所以未能实现基础广泛的产业改造，部分地是由于糟糕的政策。印度独立以后，尼赫鲁试图发动一场国家指导下的产业革命。由于他不信任私营部门，所以他试图用政府来取代企业家——失败是预料之中的。他用拜占庭式的控制来束缚私营企业，还剥夺了公共部门的自主权。也许最令人震惊的政策是把大约800种行业保留起来，指定一些无力与竞争对手国家的大公司竞争的很小的公司经营“小规模产业”。大公司被禁止生产铅笔、鞋油、蜡烛、鞋子、服装和玩具——而这些产品全都帮助东亚各国创造了千百万个就业岗位。更有甚者，从1991年起，印度政府害怕触犯小规模产业这只“神牛”，担心会遭到该产业游说集团的强烈反对。值得庆幸的是，事实证明，这个游说集团基本上是一个幻影——仅仅包括一些官僚，他们不断地警告会遭到强烈反对，从而吓唬政治家们。5年来，政府逐步削减受保护的产业的名单，但并没有引起不利的反应。

在短期内，印度改善农村穷人命运的最佳途径也许是促进第二场绿色革命。与制造业不同，印度在农业方面具有竞争优势，因为印度的耕地很多，阳光和水源都很充足。然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印度必须把重点从农耕转移到农业综合经营，并鼓励私营资本从城市转向农村地区。印度需要取消繁杂的物流管制，允许大型零售商与农户直接接洽，投资于农业灌溉和允许分散的股权合并。

印度企业家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障碍。其中许多障碍是由于依然存在的糟糕政策。与竞争对手国家相比，印度的电力仍然不大可靠，而且过于昂贵。检查哨卡使卡车等上几个小时才能通过。税负和进口税虽然已经降下来，但是间接税的瀑布效应将继续使印度的制造商承受负担，除非实行一项统一的产品和劳务税。苛刻的劳动法仍然让企业家们不敢雇用工人。虽然“许可证王国”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检查官的王国”依然存在，而且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掌管消费税、海关、劳工或工厂的检查官“半夜敲门”仍然是徘徊在小企业家心中的阴影。由于计划中的新的“经济区”建立，从而有希望减轻政府管制方面的负担，所以其中一些问题可望有所减轻。

经济历史教导我们，从西方的经验看来，产业革命通常是由一个产业所主导。在英国是纺织品出口，在美国是铁路。印度可能也找到了能够刺激其经济起飞和改造其经济的火车头：提供白领服务来满足世界其余国家公司的外包需求。软件业和企业经营过程外包方面的出口已经从几乎为零增加到200亿美元，到2008年可望达到350亿美元。制约因素很可能不是需求，而是印度的教育体系能否培养出足够多的讲英语的优秀毕业生。

与此同时，高科技制造业——印度已经显示出巨大实力的一个领域——也将开始扩展。也许不出10年，由于印度的制造业和中国的服务业赶上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印度作为“世界的后勤办公室”之间的差别会慢慢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