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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开始，河南对全省城市低保对象进行全面复核认定，在这场“复核认定风暴”中，20多万人被取消了低保资格。(《大河报》8月16日)

众所周知，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缺陷：从救济对象看存在歧视性，占我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无缘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也遭受歧视；从实施理念看，恩赐思想仍有市场；从救助方式看，在救济对象的认定过程中，选择标准苛刻，无视救济对象的权利，实施过程缺乏人文关怀。这些伦理缺陷如果得不到解决，将不利于我国社会公正的实现。而河南省20多万人被取消了低保资格，这是对获取稀缺资源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堵塞，是可喜的，但是也有隐忧。

20多万人被取消了低保资格，会不会引发排斥情绪在低保制度中的蔓延呢？笔者以为，这是可能的，也是值得警惕的。

社会救助是一种公共产品，因此，对于受益人有什么权利和政府应承担什么责任，从现代社会保障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争论。但是随着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享受社会保障被看成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当下，有关政府在制定“低保条例”时都把“有赌博、吸毒、嫖娼等违法行为造成生活困难尚未改正的”人列为不能享受低保的对象，认为这些有越轨行为的人会滥用最低生活保障金。殊不知，对这些犯法或不符合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的人进行处罚，累及的是家属，妇女和儿童往往成为无辜的受害者。政府不但要保障遵纪守法公民的生存权，而且也要保障有过错公民的生存权，无论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还是从政府的职责来看，他们都应该享受一个穷人应有的权利。

就我国国情来讲，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规定救济对象不能有小汽车是合情合理的，但规定穷人不能购买空调、冰箱，家庭电话月费用不能达到当地城市低保标准50%以上，不能安排子女自费择校就读等，其合理性令人生疑。似乎救济对象就不应该分享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成果，要申请低保金就没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这是无视救济对象权利的表现，违背了平等原则。核定低保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家庭收入而不是生活方式上面，而我国不少地方的“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范”却有点本末倒置：对救济对象的生活方式规定得事无巨细，而对决定谁能享受低保的问题却不明确。作为核定低保资格的民政部门，在这一问题上明显存在管理的缺位与越位，既干涉了低保对象的正当权利，又没有能够阻止部分不应当享受低保的人进入低保队伍。

不能单纯地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层面来看社会保障，还应该从伦理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接受社会救济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的宗旨，是极力使每一个公民不至于在生活困难时处于无助状态。政府及社会对贫困群体的救助对政府而言是责任和义务，对贫困群体而言是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正因为如此，就应警惕社会排斥情绪在低保制度中蔓延！（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