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问题的思考 “中医是否科学”问题之所以历争不休，就因为它与现实中医的发展方向紧密相关。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自然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最绝对化的否定道路，是余岩当年的“废止中医论”，解放初王斌及某些领导的“新中医勿须培养新中医”论，以及日本的取缔汉医事件。余岩已成为历史罪人，王斌等人也已受到处理，日本汉方研究则步入歧途，不足为中国效法。比较多见的一种论调，则是认为“中医现代化必然纳入现代医学范畴”、“中医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融入现代医学发展的步伐中去，为医学的发展而奉出自已的经验和思路”[6]等。这也并不陌生，近代“中医科学化”主将陆渊雷就说过：“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真理。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不合实理。”因而“自当采用西国学说”，“用科学以研求其实效”。[10]这些理论，中心是采用中医治疗手段，但要用西医理论解释，倒有点“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味道。事实上，“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11]两个异质的理论系统，简单取代只能不伦不类，从而导致丢弃有价值的经验事实。这种论调的原因，是只用西方科学、西医药学固有模式印证和衡量中医药学的方法，将中医药学置于被审查的地位，亦是将现代医学拔高到了医药学终极真理的境地。事实上，现代医学虽然提出了医学模式的转变，但并未完全，医学模式的转变并非增开一些心理门诊那么简单，“社会—心理—生物”目前只是“社会”+“心理”+“生物”，比起中医药学多因素融汇一体的诊疗模式来说还差得远。中西医学或许融汇有日，但谈不上谁为谁“奉献”，例如从思维层次上，中医大而博，西医精而窄，中医可以涵盖西医。所以钱学森提出医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医，而不是西医[12]。当然这么说也可能为时过早，现在最需要的是“科学”放弃傲慢与偏见，中医防止自闭与自大，各自共存，以自己的形式发展学术，服务社会。
现在的中医政策，“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和“中西医并存”，体现了政府对中医问题的务实态度，也体现了现代社会多元共存的社会事实。按界定中医为非科学的人士的观点，也认为这些政策值得商榷。事实上，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元科学”，注重逻辑思辩，与我们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太一样，虽然它自有其逻辑之美，但忽视了实践，影响有限。波普当年判定心理学、社会学为非科学，但这两门学科从未受影响。与实践相关的则是政策，政策从来是要受实践检验并指导实践的，因而逻辑上也许不完美，但关键在实效。所以，尽管学术界对中西医问题论争尚未已，但若等到有了结论再来发展中医，到时恐怕已无中医可发展了。相反，“摸着石头过河”，反而有可能在实践中豁然开朗，冲破屏障。
中医有实效（有科学性）既然是众口一辞的事实，便有了发展中医的需要，而当前中医政策促进了全世界、多学科对中医的研究，因而也合理和行之有效，指引着一条比确正确的道路。相反，如果单纯从学术然角度看问题，并不顾实际情况去左右政策，则是用对“是否属科学理论”的一种解答来回答“是否有科学价值”的问题，不但也“不能说明问题”，还可能在实践中碰壁。其后果难免将以余岩为鉴。在讨论尚在进行之际，陈可冀院士疾呼要有“宽容”与“兼容”的学术态度[13]，昭示了二十一世纪人类思想的多元现实。急于一锤定音，急于成为科学以及中医的立法者的论调，可以休矣！
参考文献：
[1]邓铁涛、刘小斌、李剑等《中医近代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76。
[2]同上书，230。
[3]谭次仲《中医与科学二集·商讨中医教材编订为负责诸公进一言》马来亚雪兰莪中国医学会出版，民国三十七年（1948），3
[4]大卫·格里芬科学的返魅《后现代科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4
[5]何裕民主编《差异、困惑与选择》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509。
[6]孙学刚，贾钰华，庞启雨。科学划界与中医医学与哲学，1999，（9）：12。
[7]同[5]，507。
[8]孙学刚，贾钰华，庞启雨。方法的力量，医学与哲学1999，（8）：25
[9]邱鸿钟。论中医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方法。医学哲学，1999，（1），2
[10]同[1]，80。
[11]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严复集》第三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559
[12]侯占元主编。《中医问题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8。
[13]陈可冀，王一方。五四以来传统中医的命运与选择。医学与哲学,1999，(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