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问题的解析 现代语言哲学认为，多数的争论都是前提的争论，来源于对语义的误读或误解，而前提一旦不一致，争论便无意义，是伪问题，可以取消，因此语言哲学致力于辨析语义，消除误读，从而消除问题与争论。实际上，“中医是否科学”问题的实质，从上面回顾看分别有三层含义，一是经验事实是否为真，即“是否有科学价值”的问题；二是理论表达是否逼真，即“是否属科学理论”的问题；三是思维方法是否科学，即“是否运用科学方法”的问题。三层含义实际是三个问题，但在论争史上屡屡见到用其中一个问题的答案来回答其他问题的情况，以致缺乏针锋相对的逻辑力量，造成思维混乱。实际应辨清三者以分别从不同意义上给予讨论和回答。
2.1对于“是否有科学价值”的问题，我觉得争论意义不大，因为只要正视中医的社会存在现实，包括光辉历史的现实与当前发展的现实，问题应该不言自明。但也有例外，一是打着中医旗号的“伪中医”太多，败坏了中医名声；二是对这些现实也确有不同意见，例如余岩称中医几千年来只有“杀人”，否认历史的现实；近人也有声称“在临床已反复运用了两千多年的许多中医疗法，除了一点安慰剂效应外，并无实质性治疗作用”者[6]。对此除了让实践提供答案外，靠论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大致上，当代中国医学界，包括中医科学化论者、前科学论者、技艺论者等，都还是肯定中医有实际疗效、有科学价值者居多。除了临床疗效的经验事实外，还有一种经验事实，就是实验研究。“中医科学化”论者曾乐观地认为，既然中医疗效确凿，所欠者只是没有为现代科学所认可的实验数据而已，那么只要补足这一步就可以成为科学了。在这种思想下，从“中医科学化”的近代到“中医现代化”的当代，医学界进行了大量的验证性研究，费时耗资、引人非议均在所不惜，也取得了一些可供引用的数据。但是人们也常常觉得多数实验结果与所要验证的理论似是而非，于是逐渐明白，由于中西医理论的异质，按西医的实验方法是无法验证或否证中医理论。所取得的数据似乎仅仅为了能用“科学”的话去叙述中医，以让“科学”人士了解中医，这当然也有必要，但对于中医自身并无裨益，因而中医自身还是要回归中医理论。这些实验的事实对于“中医是否有科学价值”的问题而言，由于其方法本身的缺陷，结果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都说明不了根本问题，只能仅供参考而已。
2.2对于“中医理论是否科学”的问题，是近一二十年来学术界热点之一。讨论者运用得最多的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观点了。按照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观点，中医理论因不能被证伪是被认为不科学；或者按照库恩的观点来看，中医范式只是前科学范式（或传统科学范式）等。由于引入了科学哲学的一些概念，不少中医界人士，包括名老中医，对有关的概念并未深入理解，只是对其得出的“中医不科学”的结论反应激烈，可惜所回敬的“中医有几千年历史”、“中医有实际疗效”或者“中医有多少从业人员”之类的辩词，我们已经知道，这完全是歧义理解之后的应答，只适用于对“中医有否科学价值”含意的回答，因而当然被最注重逻辑思辩的批判者讥为“感情用事”，或“破绽百出，不能说明问题”。[7]而如果站到了科学哲学的立场上，就会得出和批评者相似的结论，这是逻辑的当然结果。
按科学哲学论的观点，中医要科学化，并非单纯补实验的课而已，而要从理论上作根本变革。但是，从前面所言的中医科研的困境，以及现代中医的实践来看，变革了中医理论，也就失去了中医。面对这一难题，似乎中医只能永远被科学哲学排除在科学的大家庭中了。中医不见容于科学哲学的问题在于，依科学哲学执法的判决虽然没错，但“法”本身完善吗？波普也好，库恩也好，在立“法”之前，对西方科学史作过认真研究，得出的规律有其道理。但是，在他们的研究对象中并未包括任何一种东方科学（这里用科学一词似乎有点先验，或者称为东方学术），这种规律能否普适于东方科学呢，是否能普适于所有他们未接触过的“科学”呢？波普等人的逻辑中明显也有先验的成分，例如认为知识的进化一定要由新的学说取代旧的学说，而且取代一定是好事，这固然是从西方科学史考察得出的结论，但如果肯将中医学纳入考察范围的话，则中医学理论的相对恒定明显是一种异质的经验事实，这将用来证伪波普本人的理论呢，还是视而不见、排除在外呢？理论史上不乏理论对异端事实盲视的事例，这正是我所说的傲慢与偏见。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还未足以成为判别人类知识的绳矩。
记不清某一本哲学史著作在介绍科学哲学时提到，中国尚未有自己的科学哲学家。我一直觉得是一个极大的遗憾，没有出色的科学哲学家，就没有对科学哲学的批判（意识形态的批判除外）。事实上，早就有人说过，中国当代只有哲学学者，没有哲学家。科学之母哲学的贫乏，已经对现实产生的不利的影响！我相信，对东西思维完整理解，对东西方学术完整考察之后，我们才会有真正的科学哲学。
2.3对于“中医方法是否科学”的问题，同样地，我们也面对了大多傲慢与偏见。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医的思维方法是“取类比象”、“天人相应”、“直觉体悟”等，都属于低级思维，“缺乏对概念和观点的精确界说和细密分辨，所包含的客观知识只是朴素粗糙和经验，按科学知识的尺度，必然被裁定为非科学的和反科学的”[8]。精确、定量等思维真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吗？分割式的从形成结构方面认识客观世界固然可以，宏观地从事物的运动规律去认识客观世界，也同样能达到深刻的程度。钱学森指出：中医理论和气功理论，可以成为未来人体科学的基础理论——“人天观”的重要构成部分，这等于认为中医思维更广博融通。中医方法是系统方法，它正好针砭了现代科学的弊病，对这个问题，最近有一种比较深刻而且无误读的结论，那就是：中医具有科学精神，但不具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方法，而是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方法实现科学精神的知识体系，“唯科学主义”所提倡的科学方法如精确与定量等，并不是实现科学精神的必要条件。[9]在医学实践中，定量指标众多的西医不见得解决了全部问题，仅凭一些定性指标的中医却能执简驭繁。当然中医也要现代化，舌、脉最好也能定量，但是不是因为还未有饥饿定量指标，我们就不能吃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