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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

kimcom：也就是说，有一部分的文化其实有制度的东西在里面。

汪汪的朋友：文化这个概念是否是个伪概念，只是一个许多范畴的集合？

一明：但是，秦老师，制度和文化应该是紧密相连的啊，在显示意义上它们应该是水乳交融的，一定的制度就形成了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文化又积淀成某种制度。按照你说的，好像把两者分开了。

秦晖：什么叫“一定的文化积淀成某种制度”？这句话经常有人讲，其实琢磨起来问题甚多。如果按改革前所定义的“文化”（即不与民族性相关、而只与特定制度相关的“上层建筑”），这样说倒好理解：这就是所谓“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关于专制的思想老被重复，人们也许就会觉得专制是理所当然的了。但你要说“一定的民族性积淀成某种制度”，那就麻烦了：除非我们改变“民族性”不再是中国人，否则皇权专制就永恒不变了？那么西方从中世纪到现代，制度变化如此之大，他们改变“民族性”、不再是西方人了吗？

更重要的是从逻辑上讲，我们又怎能证明：“选择什么”可以“积淀”成“能否选择”？也许“选择什么”本身是可以“积淀”的——我长期吃中餐，也许就“积淀”成老习惯，我自己的口味改不过来了。但是这与我是否允许别人吃西餐有什么必然联系？凭什么说我长期吃中餐就导致我一定会主张饮食专制，而你长期吃西餐就导致你主张饮食自由？这根本就说不通嘛。

另一方面，“能否选择”本身也可能有“积淀”的问题：长期专制惯了，统治者就不愿意让百姓选择，尽管他们自己或许并不执着于某种“文化”：过去他们信儒家，于是就“罢黜百家”，连儒家也只许有一种解释（很大程度上还是法家化了的、并非孔孟原意的解释）。现在他们倒是“西化”了，“文化革命”了，“与传统彻底决裂”了，改信西方来的什么“主义”了，但仍然要“罢黜百家”（把儒家也罢黜了），连“主义”也只许有一种解释（往往也并非合乎马恩原意的解释）。但这跟“文化”有什么关系？过去我爱吃中餐就只许大家吃中餐，后来我爱吃西餐了，就只许大家吃西餐。你能说这是因为我在“文化”上西化还不彻底，还在留恋中餐，所以才只许大家吃西餐？！

我理解很多人讲文化决定论，是希望给如今的或近代的中西差别寻找一种“深刻的”因果解释：今天的中国有特点集1，“西方”有特点集2，而古代的中国有特点集A，古代的“西方”有特点集B，于是就说今天的1、2肯定是古代的A、B导致的。最彻底的A、B也许就是“地理环境”，于是有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是改变地理环境要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这太令人绝望了。于是就把A、B说成是某种“民族性”或者“文化”，它们似乎是永久不变的——于是制度变革受阻就有了理由；但与地理环境相比它们又似乎是可变的——于是制度变革成功就有了理由。然而更重要的是与地理环境之客观存在不同，这“文化”定义的主观性太大，于是不管制度变革成功不成功都可以拿“文化”做理由。变革成功你可以说是因为“文化”改变了，变革失败你可以说是因为“文化”没改变，这样“万能”的理由好像什么都能解释，实际是什么都解释不了，有什么意义呢？

关键在于“古代的A、B导致今天的1、2”这种长时段因果链解释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我在《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中对此已作出了充分的证明。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是他们一次次选择的历史，都不是宿命的，尤其是长时段历史因果链的总概率很小。中国古代的A导致现在的1、西方古代的B导致现在的2，或者反过来讲，中国没有出现非1，西方没有出现非2——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必然的，甚至（从长时段讲）不能说是概率很大的，只不过一次次选择使其“碰巧”成了现今的状态。当然所谓“碰巧”不是纯属偶然，它受到以前选择的影响，单就因果链上的一环而言这影响也许很大，以致近乎“锁定”，或曰“路径依赖”，我则谓之“越碰越巧”。但是“碰”得再“巧”也不能说是“必然”，尤其从长时段讲更远非必然。因此我们的选择绝没有结束，我们现在就在选择我们的未来。未来好坏是不确定的，而且对此负责的是我们，而非前人，更非久远的古人如孔子那一代人。

莫流：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在哪儿？其生命力有没有强弱之分？如果有，那说明文化虽无优劣，但有强弱，对吗？

秦晖：我说文化无优劣，实际上是说民族性无优劣，这与其说是实证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信念。因为我相信民族无优劣，种族无优劣，而如果“民族性”有优劣，几乎也等于说是民族有优劣了。那么现实历史中一些民族发达了，一些民族衰弱不振，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是他们在一次次历史选择中的决策优劣。当然你可以说，前一次决策对后一次选择是有影响的，历史也因此体现了其因果性，但历史中的因果是概率性因果，而非必然性因果，因此随着因果链条的延长，总的因果概率将会趋近于零，亦即“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因此我对于许多人用“文化或民族性”来对现实中各民族处境不同做终极解释的做法是很不以为然的。

时中一段：民族本身没有优越性，但是民族所选择的体现方法，应该有区别吧，而这一方法的具体体现就是文化，请秦教授指正。

秦晖：“民族所走的路”是一种经验事实，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反思，以选择我们未来的路。但是对既成事实做价值判断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任何过去，尤其是久远的过去都不能决定任何一个民族的未来，否则历史学家就完全可以成为算命专家，但我已经证明历史学可以解释过去，包括解释久远的过去，但不能预测未来，尤其不能预测久远的未来，其原因就在于历史因果链的意义递减性。

但是“不能预测”并不是不能努力，恰恰相反，我们对于未来，是有价值判断的，因此我们才有必要追求一个更好的未来，避免较坏的未来。也正是因为未来具有不确定性，我们的努力才尤其重要。如果我们命中注定要灭亡，努力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命中注定要昌盛，那就躺下等待那一天得了，又何必努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