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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日本的“反儒”与明治的“成功”

　　刚才徐友渔先生与杜维明先生谈到日本儒学与明治维新“成功”的关系。杜先生认为明治维新成功是因为弘扬了儒学，而徐先生则相反，认为明治维新是反儒学而获得成功的。而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如果从福泽谕吉、吉田松阴这些对明治思想影响比较大的几个人来看，他们正如徐先生所说，的确是反儒的，但这是不是一种“成功”则要看在什么意义上说了。明治维新实现了富国强兵，这当然可以说是很大的成功。但明治后的日本走向了天皇专制、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如果从自由民主的角度讲，明治维新就不能说是成功的，它与其说是经验不如说是教训，而教训之一恰恰是反儒。所以杜先生如果说明治不应当如此反儒，我在某种意义上是赞成的。

　　我自己不是研究这些人的专家，只能谈谈感想，谈谈别人对他们的研究。台湾有个学者张昆将是研究这两人的，他专门写过吉田松阴的传，大陆有南开的李冬君，也是研究明治这一段历史的。根据他们的研究，友渔说吉田松阴等人对儒家非常不屑，这应该是无疑的。因为吉田松阴和福泽谕吉他们这些人明明这么讲过。的确明治时期有很强的“排儒”“反儒”倾向。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吉田松阴和福泽谕吉他们的“排儒”恰恰是因为他们认为孔孟是“不忠”的。他们举例说，孔子周游列国，待价而沽，是一个对君王不负责任的人。他们还说，中国的“儒权”妨碍了皇权。儒者自以为有识之士，头脑复杂，凡事都想独立思考，对国事评头品足，所以中国干不成事。而日本武士懵然无知，头脑简单，天皇一声令下，他们就会赴汤蹈火。所以只要排除了“儒权”的捣乱，一旦天皇听了咱们的，举国也就“脱亚入欧”了。

　　可见福泽谕吉他们虽然反儒，但他们反儒的出发点很难说是自由、民主这些理念。其实他们的反儒有点类似中国的法家，就是嫌儒家专制得不够。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就日本历史的逻辑来说，在明治以前，它就是藩主政治，即我们汉语意义上的封建政治，是领主很活跃的时代。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确立了天皇的集权，如果抛开别的不说，确立天皇集权的这个过程有点像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发生周秦之变的那样。所以正如在周秦之变的时代人们对儒学很不感兴趣一样，对于他们来说，为了中央集权，为了天皇的神圣权力，就派生出崇尚皇权而排斥“儒权”、斥责儒学不忠，或者说专制得不够，从这个角度去批判孔孟。实际上这也的确从反面表明儒学、尤其是孔孟古儒之学的确与专制有冲突。所以，儒学对中国走明治之路的确是有妨碍的，但另一方面，相对于日本而言，儒学对中国走共和之路是有帮助的。

　　事实上，近代中国那些真受古儒遗风影响的士大夫往往认为共和比专制更近于“三代遗意”，而在君主制中，英国式的虚君宪政又比日本式的实君行政更近于“天下为公”。早在徐继畬时，他对共和制美国的赞誉就比君主立宪的英国高许多。而当时（1840年代）美国国力还不如英国，打败中国的也是英国，而非美国。如果只是因为被打败而崇拜强者，徐继畬何以有如此评价？其实徐已明确地说：这是因为华盛顿开创共和的“贤德”之举已成为联结“古代圣贤”与后代伟人的纽带。甲午之后国人纷纷赴日，当时所谓的西学也多经日本转介而来，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可谓大矣。但是，当清末出现立宪思潮时，除了慈禧和炮制“皇族内阁”的一班满族亲贵倡言学日本，中国知识界当时所谓的立宪派几乎都是主张英国式虚君宪政，而明确反对搞日本式实君立宪的。他们与共和派的差别其实很小，辛亥以后也就几乎没人谈君宪了。这恐怕不能只责怪中国人太“激进”吧？

　　所以我觉得杜徐两位先生的说法都有可取和可商之处。明治时代的日本改革派显然是反儒的，但他们反儒带有很浓的日本历史特色，这个反儒并不是像我们有些中国人所讲的那样，说儒家是自由民主的大敌。实际上在更多的、更本质的场合，他们说的是儒家是中央集权的大敌。所以他们虽然反儒，但的确也保留了很多相当传统的东西。这个传统是好是坏就不说了。

　　在主张宪政民主方面，我和友渔的价值观比较类似。但“日本经验”对我们这种价值观有何意义，我们的看法恐怕不同。同样主张民主宪政的袁伟时先生也讲过日本，但他是在对日本批判的意义上讲的。比如他最近为抗战60周年写的一篇文章就说，有人说，日本的现代化是成功的，但他认为恰恰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还没有中国那么现代化。他说明治维新保留了很多专制主义的内容，后来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就是从这里头产生出来的。反而是中国在清末、五四的时候对这些东西的批判非常深刻。显然在价值判断上，袁先生对日本道路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并不认为这是好的；但事实判断上，他的确说出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保留了（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甚至是发扬了）专制传统。这个保留好不好？在价值判断上我比较倾向于袁老师的看法，正是因为它保留了这一套，所以后来出现了很糟糕的局面。但袁老师没说、我也不知道他是否同意的一点是：日本人保留乃至发扬专制传统，并不等于保留儒家传统。恰恰相反，当时日本扩张皇权完全是在反儒的背景下搞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并不是说日本“排儒”就是“西化”，更未必就是“自由民主化”，明治维新就是“排儒”了，但接受“西化”的程度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高，否则也不会有美国战后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了。

　　（陈来发言：日本儒学强调“忠”，不像中国儒学强调“仁”，所以我对中国儒学评价高，但对日本儒学不赞成。）我补充一下，就是说日本的儒学强调“忠”不假，但这个“忠”在明治前后是有很大区别的。明治前的日本儒学强调“忠”其实不是讲的忠于天皇，而是忠于那些小领主（藩主），这倒的确和古儒的态度有较多的一致之处。而且我觉得日本儒学讲的“忠”和中国古代的儒学一样，也是讲双向性的。不过这恐怕也是人之常情：就是共同体小到熟人圈的时候，权利和责任容易自然融合。比如说人们对一个小领主，就比较容易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你给了我恩，我就报答你。你若刻薄寡恩，我就离你而去。这就是古儒所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嘛。中国先秦时代盛行的所谓侠客，如聂政、专诸、豫让、要离以至荆轲那些人，不都是这样嘛。我忠于你，是因为你确实对我有恩。这种恩就是中国法家严厉斥责的所谓“私恩”，它使人“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是不利于中央集权专制君主的。因为皇帝的“恩”与小领主不一样，真正切身体会到皇帝个人恩宠的有几人，对一般人而言天高皇帝远，谁知道皇恩是怎么回事。共同体大了以后，权利和责任的对应就变得比较困难，需要依靠制度而不是感情来维持。宪政制度是维持权责对应的，可以说它是在大范围内用制度安排来实现古儒原来主张用伦理亲情在小共同体内实现的那些原则。而法家那套厚黑制度则是要否定权责对应，建立有权无责的绝对专制。它与宪政不能相容，与古儒那一套也是严重冲突的。

　　所以我的看法可能和你不一样，也许我的阅读有限，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我倒是觉得吉田松荫他们做的工作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明治以前的儒学。而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儒学虽然如你所说，不像中国汉唐宋明的法家化儒学，但是我看倒有一点中国先秦时代古儒的特点。因为日本的领主制是和西周的制度有点类似，它强调的是小忠，就是针对小共同体或者小领主的忠，而且这个忠是有双向性的。那么明治以后的颠覆就是在这两个方向上的颠覆。首先它变成了效忠天皇是无条件的，无论天皇怎样，臣民都必须绝对尽忠。其次它把所谓的“私忠”给排除出去了。它认为孔子不忠，指的就是孔子对国家不忠，它不但讲孔子，它说连孟子都是这样。而且由于孟子讲了一番蔑视皇帝的语言，所以福泽谕吉对他更是大不以为然。

　　所以我觉得怎么看日本儒学与中国（宋明的）儒学之异同是个复杂的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讲，如果我们真的认为现代化的目的是解放个人——当然这个说法可以讨论——那么我倒觉得中国本来意义上的儒学（我所谓的古儒），乃至日本明治以前的儒学与现代性的矛盾恐怕更小一些。

　　不过这里有一个不可比的因素就是，因为日本是在领主制的基础上搞现代化的，它现代化的第一步就是搞中央集权，这个我觉得从它的历史脉络来讲，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正如我曾经在中西比较的场合讲过的，西方领主制传统走上现代化的第一步往往是“市民与王权的联盟”一样。但是中国则与西方和日本都不同，在中国阻碍现代化的恰恰就是秦始皇以后形成的两千年官僚制专制帝国，是既扼杀个人权利也压抑小共同体自治的、权大责小的专制体制。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破这个东西。日本、欧洲从领主制转向现代化，而我们是在官僚制帝国的基础上讲现代化。两者面临的问题就有很大差异。

　　比如说同样讲官僚制，韦伯可以说官僚制是政治理性化的核心，但是在中国你这么讲是不是成立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因为的确有人说秦始皇时代的中国就是非常现代化的，可惜在技术手段不够先进，所以他那套官僚政治理念不能完全落实到实践。现在还有人说就是连坐、保甲等这类制度都是交易费用最小的一种治理手段。如果你是从领主制基础上要建立民族国家，消除领主割据这个角度来推，那当然有这样的结论。但是你要说中国的现代化，就不能搞秦始皇的那套专制，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那在这个特定阶段上，有利于个人权利成长的因素就决不是无限皇权，而是多一点小共同体自治。所以明末清初的那些大儒们批判的恰恰就是官僚制，比如说黄宗羲就认为科举考试不好，他认为察举征辟还比科举好。他说科举考试就搞出了一帮没有心肝的官僚。按照他的说法，以前的察举还要考虑“乡举里选”，考虑德望人缘，是按照儒家道德的标准选人的，不是按照文字游戏的技巧来选人的。他这种批判针对的是中国的问题，当然不能套用于比如韦伯所在的德国，说领主还比官僚好。所以我觉得中国和日本本身现代性的起点就不一样，所以有些东西不能简单地类比和套用。中国没有学成明治维新不是偶然的，一个世纪以来她已经走上了共和之路，虽然走得很艰难。在这条路上她面临的主要是“法道互补”传统的阻碍，怎样利用各种思想资源，包括儒家（主要是古儒）的资源来克服障碍，建立一个对国民负责的现代化体制，的确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