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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理性”还是“人文”

　　对启蒙的又一种批判，是所谓启蒙运动造成了“理性的狂妄”，又一说则是造成“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文的狂妄”。据说前者造成了科学主义、计划经济；而后者造成了天人分裂、生态破坏。

　　我认为首先在事实认定上这类说法是有问题的。严格地说，生态灾难绝不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古往今来有多少文明就是因为生态灾难而灭绝的，你看多少文明古国，都变成了沙漠。我们中国不仅周边少数民族有无数“楼兰故事”，中原汉族的移民屯垦造成生态灾难的也很多，这也是“启蒙和现代性”的结果吗？当然那时没有工业污染、核污染等等，但那是因为古人不懂这些技术，而不是因为他们懂得天人合一自我克制。近代人发明了这些技术也不是由于启蒙使他们比古人更贪婪，而是由于启蒙使他们更“聪明”。当然弄出污染也可以说是“聪明误”吧，可是要解决“聪明误”乃至古人的“不聪明误”之弊，是靠“减少聪明”、“回复愚蠢”，还是靠“更加聪明”呢？

　　“科学主义”的计划经济当然有弊病，所以我赞成市场经济（那也是亚当.斯密这类“启蒙思想家”论证的吧）。但正如希克斯等人指出的，官僚化命令经济在历史上早就存在，“科学主义”完全不是它的必要条件，专制权力操控经济的“狂妄”更完全不必是“理性”的。理论上指出“科学计划”行不通，当然很有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命令经济之弊就是“科学计划”的结果，更不意味着这些现实弊病可以通过“反思启蒙”乃至否定启蒙来解决。（有人插话：与市场经济对应的是经验主义，斯密属于苏格兰经验主义传统，是反对唯理论的）

　　苏格兰经验主义也是启蒙传统之一嘛。至于苏格兰传统是不是反“理性主义”的，那就是“理性”的定义问题了。有人说经验主义就是极端的理性主义，因为他所理解的“理性”是与浪漫激情之类相对立的。这就有一个大问题。我们谈到启蒙，一般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做“人文”，一个叫做“理性”。但这两个词似乎都可以做截然相反的解释。比如说“理性”，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对“经验”主义的一种否定，说它相信“我思故我在”，相信严谨的推理，不相信直觉和直接看到的东西（所谓经验），或者说它相信人的推理能力足以把握真理。但实际上理性主义也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对立面，即针对所谓浪漫主义，神秘主义之类。而休谟、斯密意义上的“经验”恰恰是最不浪漫、或者是最反神秘的，在这个意义上经验主义可不就是极端的理性主义吗？

　　“人文”也是一样，因为最早讲“人文”，当然不是启蒙了，是比启蒙更早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人文主义”，指的是比如薄伽丘的那些宣传人欲合理的作品。那种“人文主义”几乎就是世俗主义。而现在相反，我们说那种描写感官、人欲的东西，比如贾平凹的《废都》之类，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失落”。这时人们讲的“人文精神”、“人文主义”是讲人应该有信仰，有精神追求，不能如此沉溺欲望等等，这就几乎是反世俗的宗教精神了。“人文主义”你可以解释成极端宗教的，也可以解释成极端世俗的。“理性主义”现在好像公认的涵义只有一个，就是“理性主义”意味着使人聪明起来，至于这个“聪明”是针对什么的，是针对原来相信感官直觉的“经验”呢，还是针对先验信仰式的浪漫和激情？这两种针对性之差异大到几乎可以说是对立的。所以他提出苏格兰的经验主义传统。其实“唯理论”和“理性主义”在西文中就是一个词，但是我们现在为了区别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我们把针对经验主义的那个翻译成“唯理论”，而把针对神秘主义或者浪漫主义的叫做“理性主义”。但实际上这两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词嘛。所以，我们的确可以说启蒙运动的本质就是理性主义，但是这句话就与“启蒙运动的本质就是人文主义”一样，几乎等于没有说，因为理性这个涵义太大，人文也是如此。能够被公认的只有比较含糊的说法，比如理性意味着使人“聪明”，而人文意味着反对暴虐和不人道——包括人对人的暴虐和人类对其他生物及自然界的暴虐。如果是这样，那么“反思启蒙”几乎就与“继续启蒙”同义了，因为你总不能说使人聪明和反对暴虐不对吧？

　　类似地，有人说“在经过精确定义的概念基础上发展理性思维”属于一种“现代化思维”，直觉上我也有同感。不过细想来，“概念的精确定义”谈何容易。就以你用来定义“现代化”的主要概念“理性”，还有同样极常用的“人文”两词来讲，如今定义不“精确”，概念的周延模糊，这都还是小意思了。最要命的是在许多人那里这两个概念的所指甚至截然相反！例如“理性”，从启蒙时代起人们就在与浪漫主义、情感冲动相对立的意义上讲理性，伏尔泰所谓与情感法庭相对立的“理性法庭”即此义；同时人们又在与经验主义对立的意义上讲理性，所谓笛卡尔的唯理论或曰理性主义就是此义。而这两个定义不仅相异、而且几乎完全相反：所谓与理性主义对立的经验主义，如苏格兰启蒙学派的休谟等人在否定浪漫主义上要比笛卡尔走得远多了，在这个意义上恰恰他们才是最“理性”的。而如果“最理性”与最不理性都无法界分，“理性”还能成其为现代思维赖以为基础的“精确概念”吗？

　　同样，“人文的”一词在中世纪后期本是与“神文”对立的一种世俗化市民化倾向，那时的“人文主义”以抵制宗教扩张和弘扬世俗人欲为重要特征。但是后来“人文的”却往往被理解为与人的“物质化”相对立，成了谴责商业社会世俗化取向和人欲泛滥的一种说词，这样的“人文精神”却是和终极关怀、超越性、信仰这类宗教式的精神密不可分了。当年薄伽丘《十日谈》那样的书是“人文主义”文学的典型，然而今天模仿《十日谈》（模仿的拙劣与否姑且不论）的《废都》、《上海宝贝》等东西都被看作文学领域“人文精神失落”的体现。那么如果“现代性”中包含“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这种东西，它究竟何所指呢？“现代”社会应当更宗教化吗？抑或更世俗化？

　　仅就西方历史看，从文艺复兴到现代的变化的确有明显的世俗化特征。但中国呢？儒家是否宗教之争姑且不论，即便是儒家有“宗教性”，中国人是否就真信它？无论儒家是否宗教，“中国传统”比较于西方中世纪而言的相对非宗教性或曰世俗性也是不争的事实，何况儒家在现代中国被严重解构也是有公认的。那么自古中国就是“现代化”的吗？儒家比基督教更具有“启蒙”性吗如果是这样，“反思启蒙”、“反思现代性”岂不首先要反思到中国、反思到儒家头上来了？这样的反思不会导致如下结论：需要基督教、需要“西化”来给世俗中国“纠偏”吗？

　　我当然不这样想。我以为现代化、启蒙与宗教化或世俗化不能混为一谈。正如与经验化或唯理化不能混为一谈一样。“世俗的人文主义”与“信仰的人文主义”都反对暴虐，“反浪漫的理性主义”与“反直觉的理性主义”都使人聪明，所谓启蒙精神也就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