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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什么是“文化”，如何去“保守”

　　最后，我要讲一下我们最近反思“文化”，讲“文化多元”的一个逻辑前提。我觉得现在谈文化，不管怎么定义，基本上都是把它当作一种价值偏好来谈的。就是中国人喜欢什么，西方人喜欢什么。从最形而下的方面来说，中国人喜欢吃中餐，西方人喜欢吃西餐，这是所谓饮食文化的不同，到最形而上的，像中国人喜欢综合思维，西方人喜欢分析性的思维。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里讲的都是一种价值偏好，价值偏好本身有一个边界，就是你既然谈的是“价值偏好”的区别，理所当然就有一个前提，即假设这些人是有同等的价值判断或者价值选择权的。从而我们就必须区分两个问题：“选择什么”是文化问题，“能否选择”恐怕就不是什么文化问题了。

　　在文化识别上，比如有人说，中国文化是重视道德的，西方文化则是重视功利。那么我说这个判断就要看你怎么做了。假设两个民族都搞那种自由民主选举，那么如果有一个民族选举出来一个雷锋式的善人，另外一个民族如果选出一个比尔.盖茨式的能人，那你可以判断这两个民族价值偏好的确不同。（有人插入：比尔.盖茨就是个雷锋。）也可以这么说，他是个慈善家，我知道。我这里只是做一个假设。假如说在自由程度同样，选择可能性也是同样的情况下，一个民族挑选出道德很高尚，但是未见得很有能耐的人，另外一个民族挑出一个非常有能耐，但是道德上可能有瑕疵的人，那么你就可以说的确这两个民族是有文化的区别，他们的价值偏好是有不同的。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可供比较的平台，也就是说，一边是用选举的办法产生的一个能人，另外一边那个“善人”却是自封的，和大家的偏好并没有什么关系，并不是因为大家有这个偏好，他才上了台，那么你就不能说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文化的差异。因为造成两边不同的，并不是两边的人们作出了不同选择，而只是一边可以选择另一边不能选择。我这里只是讲概念逻辑，并不预作价值判断。你也可以为另外一边辩护，说这种不准选择的状态是很好的。那你尽可以说这种“规定”好，这种“制度”好，但不能说这种“文化”好。因为在上面所说的情况下你根本连两边是否会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价值偏好亦即不同的“文化”都无从判断，又何谈比较其优劣呢？

　　这个问题在五四的时代其实就出现过，因为当时宣传启蒙的那些人，比如说陈独秀，他们都主张解放个性，主张尊重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当时比较保守的一派就骂他们，说他们毁灭中国文化，说他们攻击礼教，就是要“讨父仇孝”，说他们在鼓吹“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当时陈独秀有一个回答很精彩，他说我们其实是赞成孝道的，我完全赞成子女孝敬父母、媳妇孝敬公婆。我们唯一反对的就是那种不合理的父权，就是父亲公爹以“孝”的理由来剥夺子女选择的自由，搞那种“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父权。我觉得这就把理挑明了：你得区分两种情况：假定在“中国文化”里，中国人从骨子里来说就是孝敬父母的，那么你为什么非得要在一种“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威胁下才能行孝呢？没有这种父权，对孝道有什么影响呢？那么反过来说，假如说有这种父权，中国人才能行孝，没有这种父权中国人就不孝了的话，那就很难说中国人真的是崇孝，他只有在“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威胁下才行孝，如果没有这种威胁他就忤逆胡为。那么你能说他是真孝子吗？能说这种“文化”真是崇孝的吗？而如果所谓“孝文化”根本没有存在过，又何谈“毁灭”了它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要谈中国文化，那就是谈中国人的价值偏好，谈中国人“选择什么”的问题。但不管这种偏好、这种选择是好是坏，首先在价值选择上，就先有一个能否选择的问题，或者至少是是否有更多选择自由的问题，然后才能进入到选择什么的话题上。所以我有一个非常极端（但自认为在逻辑上绝对自洽）的表述：现在世界上有两个“文化差异”最大的民族——这个差异是在实证意义上能够证明的，而不是姑妄言之。那么是哪两个呢？是“西方”和中国吗，是西方和穆斯林吗，乃至美国和俄罗斯吗，都不是！这不是说说而已，不是哪个伟大人物说的，而是真正从实证的角度证明，表现出价值偏好相差最大的两个民族，我觉得就是美国和瑞典！

　　大家会问：什么？这世界上那么多关于“文化冲突”、“文明冲突”的说法，从来没听说与美国和瑞典有什么关系，你怎么说他们“文化差异”最大？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两个民族是在基本上类似的选择可能的情况下，就是他们都是有自由民主制度的，都是通过每个人的价值偏好来产生一个公共选择的，那么选择出来的结果是，瑞典人选出来“从摇篮到坟墓”都委托给国家负责的这么一套安排，而美国人选出来一个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制度，福利国家不是没有，但是很少（比我们当然多多了，但在发达国家中可以说是最少）。而这种选择真正是体现了这两个民族公众的价值偏好的差异（不仅仅是某两个人的差异）。这种差异难道不是最大？你能举出更大的吗？

　　你会说：过去俄国的那种安排不也是和美国相差很大吗？的确是这样。但问题在于：俄国的那种安排是俄国人民（而不仅是几个俄国人）选择的吗？能体现他们的价值偏好或“文化”吗？当他们有了选择的机会，那种安排不就被放弃了吗？即便这种安排很好，与“文化”又有什么关系？或者至少可以说：俄国人民选择或不选择那种安排的能力，与美国、瑞典人民选择各自安排的能力相差太悬殊。因此那种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恐怕就不是“选择什么”的问题了，而是“能否选择”的问题了。

　　在“选择什么”的问题上，也许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合理性，甚至每个个人的选择（如果不损及他人权利）也许也都有合理性。但是在“能否选择”这个问题上，恐怕还是有所谓的进步与落后的区别的。所以，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或者说“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此优彼劣，还是彼优此劣的问题，而是无论儒家或者中国文明，还是无论西方或者基督教文明，恐怕他们都讨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不管左派还是右派也都在寻求答案。这就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如何能够更好地结合起来。用自由主义的中国式表述就是寻求更合适的“群己权界”，而用马克思的话，就是如何使“每一个人的自由是实现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马克思：《共产党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