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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沈涌

　　管理学的短板理论认为，短板的长度决定了木桶的水容量。历史评价也应该是这样，某些事情，比如关键的、敏感的或者不被人们注意到的，往往可以为问题的真实性提供最有力的论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认识的结果，而一定的历史条件作为外因、一定的主体功利目的作为内因，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人们的认识。尽管如此，历史还是有其客观标准，或者说，还是有着普遍性和长远性的价值标准。因此，不管是什么样的历史学思潮与流派，都不会否认，追求历史的客观真实，是一个最高的、绝对的目标。

　　在专制社会，在愚昧时代，要做到这点，无异于缘木求鱼、画饼充饥。但对于一个社会、一个时代而言，其文明程度如何，其现代化程度如何，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有没有开放对于历史的评价，有没有推行真实、客观的历史评价。这些年，人们对正面历史人物所犯错误的揭示与反思，对反面人物所存有的正面因素的评价，对敏感人物的公开论说，都是在寻找历史的短板，都是为了回归历史的真实。大家相信，过多的粉饰拔高和过分的丑化贬低，都是虚假的。这个理想化的新历史观实践起来虽然并非易事，但人们还是需要努力追求之、践行之。

　　说到这，我们想将镜头对准巴金先生。巴金以１０1岁高龄辞世，由此也引发了巴金逝世的文化与舆论现象。人死哀悼，盖棺定论。实为人之常情，自古而然，无须多言。但对一些观点，还是需要引用我们主张的历史短板理论来论说。比如一者:有网友说，“1955年，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和胡风已有20年深交的巴金，竟在上海作协多次主持批胡大会，写下批胡檄文。当有人说鲁迅先生不相信胡风是特务，巴金奋起反驳：那是先生受了他的骗！——最后一根可能救胡风命的稻草就这样被巴金给掐断了。”北大教授钱理群这样回答：“我想巴金多少面对这样一个矛盾，一个是很熟悉的胡风，另一方面是一个党。党是至高无上的东西，如果有错误就是个人，而不是党。”钱没有直接批评巴金，结合当时历史背景原谅了巴金。钱是以客观独立和敢于批判精神著称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模糊应对，失却了应有的锋芒。查看近年国内出版的巴金传记，在这样的既关键又敏感的问题上，也都是采取这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中国批评家的软肋常常这样袒露出来，由此引来的是人们的失望与怀疑。这反映出我们文化界对于短板的态度还有明显不足。应该说，作为一个作家，批胡风是巴金的一个污点;人们可以原谅他，但他的历史价值要从中扣掉必要的分数。历史对此不应回避与忘记。二、从1949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除了译作以外，巴金仅有少数散文还能够反映他深厚的文学功力，但写得更多的则是毫无文学性可言的大字报式的思想表态和批判文章。这样的空白与失误，是文学大师所不能容忍的。像巴金这样的状态，不是一个而是一群。郭沫若、茅盾、曹禺、何其芳，等等都如是，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特殊现象。近年来人们已作很多反思，结论也是明白的，时代有责任，作家本人也有责任。三、现在人们几乎一致认为是巴金第二个写作高峰的文革后散文，即5卷本、40多万字的《随想录》，其实也并不具备所谓的“作为民族良心和品质的旗帜”那样的份量。他的“讲真话”和“忏悔”，从当时的环境来看，并没有足够的力度和深度，当时《人民日报》就已经发表了题为《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社论，他其实没有承担什么风险。而从历史上看，真正的思想家的价值总是同风险的承担成正比的。引起人们注意，更多是因为巴金是著名人物。四、现在还没有谁将巴金晚年医疗养病的费用情况进行说明介绍或者讨论一下。比如，如此精细的护理，耗费多少，谁来买单，有无依据等等。不能说这样发问是刻薄，恰恰相反，我们需要的是客观与认真，因为巴金不是普通人。对一位被尊称为“伟人”的公众人物，人民有权知道这些。何况，我国还有千千万万的平民存在看病难的问题，不考虑这个现实，只是表示对于逝者功绩的颂扬和沉痛哀悼，其实也是没有社会基础的，也是不公道的。五、目前评价巴金多是“伟大人格”、“一生讲真话”、“全中国作家的骄傲”这样的语言，但对比哥白尼、谭嗣同、鲁迅、萨哈罗夫等时代的良知，巴金的差距还是很明显。我们对自己的精神偶像应当格外严格也格外尊敬，宁可没有。如果真的没有，那是给我们以历史教训，也是保留我们高尚的价值追求标准。

　　我以为，巴金的写作从讲真话起步，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但在中期，他没有讲真话（不可能讲、不知道讲或不愿意讲），后期深刻意识到了讲真话，但此时的真话份量并不够，颇为中庸。只有用这样的短板理论来衡量巴金，才符合他自己的两个意味深长的结论:“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长寿是一种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