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鸣
中国人不认“平等”,两千多年来儒学伪学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理”,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定格了“不平等”的宿命。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念叨,要追求“平等”。“平等”可能追求吗?一只“家畜家禽”,永远“追求”不到与“主人”的“平等”,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本来就是天赋的,根本就不需要去“追求”。反倒是后来的人们不同的追求,越来越拉开了彼此在几乎一切方面的距离,似乎是越来越不“平等”了。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我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只看到结果的“平等”,而根本就看不到开头的“平等”,或者如西方人所说,良好的公共社会环境,必须提供给每一个公民以从事任何一种工作的“机会的平等”。
现在我要告诉我的同胞,开头的“平等”、“机会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而结果的“平等”,那不叫“平等”,那是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平均”。
“平均”与“平等”只相差一个字,但它们在哲学的意义上却有天壤之别。
“平等”,是人作为人,主动地认定与实践的真理,是“人”努力奋进的起点和规范。而“平均”,则是人作为“家畜家禽”,被动地给定与期待的渴望,是“家畜家禽”驯服于“主人”的施舍,而对结果的一种渴望。
“平等”与“平均”,一主动,一被动;一起点,一终点;前者强调的是“人”格,后者流变成了与“家畜家禽”相类似的“畜”格。这事实上也就是中国老百姓历来真实的地位。
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只认“平均”,根本不认“平等”,事实上是中国人在儒学伪学的欺蒙之下,自动地放弃了对主动性人格的客观真理性的认知。
关于“平均”,不能不首先提到孔子在其《论语》中的一段著名的话:“凡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孔子在这里,显然又在以“家”比“国”,以“父子”比“君臣”。儿女等待父母“平均”地分配,国人等待国君“平均”地分配。加上历来宣扬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知不觉,久而久之,中国的国“人”具有了与“家畜家禽”相等同的地位。中国的老百姓,不仅认定物质财富属于国君,然后由国君“平均”地分配给国人,即便人们自身也是属于国君,要杀要剐,“听从最高指示”。
正是因此,历史上的中国人,尤其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的中国人,全都成了惟一只等待极权统治者的“平均”分配(土地、资源、财物等等),而丧失了平等人格的“畜人”或“愚人”。今天的“愚人”又继续怀着这种根深蒂固的“平均”的观念,他们怎么能够真正理解“平等”的真理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