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

　　作者：秋风

    改革已经陷入危机。

　　实际上，早在2002年6月号的《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上，吴国光就从八个层面进行分析，明确提出，“中国改革的资源已经耗尽，其支撑力量已经分化，其动力已经衰竭。因此，可以说改革已经结束了。”大约在此前后，赵晖也提出了同样的论断。

　　与此相关，包括杨鹏内的一些学者在这前后也提出，中国社会将从经济学家的时代，走向法学家的时代。笔者本人也从对经济学的关注，转向对宪政问题的关注，在2003年年底的《中国新闻周刊》年终专稿中，与范亚峰、王怡、陈永苗等同仁提出了“公民维权运动”的概念。

　　不过，一直到2004、2005年，主流媒体才开始对改革予以全面的怀疑与反思。尤其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被指责为，在某些领域被迫停顿。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则被宣称已经失败。在这种背景下，以刘国光为首的某些学者开始否定改革。《物权法》的修订也因为某些人士的反对而暂停。

　　看到这种情形，体制内改革派陷入焦虑之中。这种改革派主要由政法系和财经系组成。在围绕改革的争论中，张维迎、张春霖、李稻葵、樊刚等学者纷纷表明态度，要求坚持改革。西山会议则集中表现了这种焦虑。但是，这些学者更多地只是表明自己对改革的信仰，抽象地要求坚持改革，但却却无法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进路。他们也提出政府改革，增加公共品供应，甚至提出……改革的诉求。但对于如何让当政者做到这一点，却没有触及。

　　改革派的这种焦虑及无奈，可能恰恰表明，改革范式已经陷入深重危机，到了超越改革范式的时候了。笔者的基本思路是，超越改革范式，走向人民的自我立宪。

　　一、改革体制与转型国家

　　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70年代末开始的第一阶段改革，大体说来，乃是一场自下而上进行的改革。因为旧体制限制甚至剥夺了个人自由，从而使所有人陷于绝对贫困中，小岗村农民就是因为没饭吃了，所以，才要颠覆旧体制，改革的动力主要是民众的自发创造性。而执政D内的一些人士也意识到了这个严重问题，所以，承认了民众的这些反叛性做法。当然，这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约束下，也是一种进退自如的策略。因为决策者先让民众试验，在获得广泛支持后才予以认可。

　　这种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放权让利”。从政制上，这意味着，……主义开始松动。D国不再全面控制所有资源，人们获得一定限度的自由和事实上的权利。这也正是80年代初中期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导致“帕累托改进”的制度原因。很可能只有自由和权利的扩展或者说再分配，才能实现“帕累托改进”，而财富的再分配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性。

　　由此，中国进入“后……”时代，改革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主题。不过，在80年代，改革的架构还是比较均衡的。那场改革本来就是从70年代末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开始的，而其动力同样是自下而上的。尽管中间几度波折，意识形态争执相当激烈，但政治改革进程与经济改革基本上是配套进行的。比如，在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也提出了政企分开、D政分开，并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如果沿着80年代的改革方向，中国很可能完成真正的宪政转型，就像苏联东欧一样，成为一个转型国家。

　　不过，历史在80年代末转了一个弯。具体原因，此处不拟讨论。但此次事件意味着，改革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尽管得以接续，但其整体架构却发生了彻底的移形换位。最显著的变化是，……改革被冻结了，改革成为单一维度的经济体制改革了。更深层次的变化则是，即便是经济体制改革，也大体上由自下而上的改革，自90年代后期以来基本上回避了规则的变革，出现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再国有化”趋势。也就是说，甚至连建立市场体制这样一个改革的最低承诺及财经系追求的主要目标，在改革体制下也已经无法实现了。

　　这样，中国就刹住了其成为转型国家的步伐，而基于后……主义操纵下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后……主义的“改革体制”。中国、共产主义崩溃后的苏东各个国家，通常被笼统地称为“转型国家”。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尤其是东欧各国与中国其实存在重大区别。“转型”当然涉及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它预设了，一个社会有一个追求的基本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致力于转向自由宪政的基本制度框架。至于具体的政策，则甚至可以向传统的社会主义回归。

　　然而，在中国，尽管进行了这样那样的改革，但恰恰没有这样一个确定的转型的政治目标。因此，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反差：中国的市场化可能比东欧还彻底，但是，它却不是一个转型国家。基于这种政治角度的考量，我们把中国90年代以来的体制称为“改革体制”。

　　有助于宪政转型的改革，必须首要地致力于规则的变革，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新的经济、政治、社会与精神秩序。这种改革理当带有一定的“立宪政治”的色彩，而有别于“常规政治”。改革作为一种与革命相对应的体制变革模式，肯定不止是要解决当下的问题和危机，也不在于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反，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形成解决问题的新的政治参与程序与公共决策架构。中国之所以需要改革，乃是因为，旧体制的规则框架是不合理的，不可欲的，而需要代之以新规则、形成新秩序。

　　90年代以来形成的“改革体制”，却刻意地把这种本来应当具有立宪性质的政治过程日常化。改革没有致力于规则变革，而基本上是增长导向、效率导向的。改革体制下的各项改革——不管是经济改革，还是司法改革，或者甚至某些零星的D内政治改革，均是如此。

　　这种体制不同于东亚转型模式，因为，韩国、台湾等最典型的东亚国家尽管曾经是威权主义的，但是，其宪法并不否认自由宪政的价值，私人财产权的发育也是健全的，法治的基础性框架也是比较正常的。在这些方面，大陆都存在巨大差距。一个具有……主义传统、并且从政治上从来没有放弃……主义理念的政制，与威权主义是完全不同的。

　　这种体制也不同于前苏联的某些后……主义体制。那种体制尽管也有专制，但同样承认形式上的自由、民主。

　　因此，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体制。这个体制在经济领域是非常灵活的，并且，因为权力不受限制的国家保持着广泛而强大的控制力，所以，只要其认定了某一政策、制度有助于经济增长，那它就可以非常高效地实施之，而可以不计社会成本。因此，它可以创造出全球最好的投资环境来。这也正是9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尽管在这个国家，财产权的保护和法治远远不够健全，这一点事实上颠覆了经济学的正统教条。但信奉现代经济学的财经系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是这种迟钝，让他们最终声名狼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