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几年前，我得了个不雅的病：痔疮。我的外科大夫，是个温文尔雅，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第一次见面，他问我是学什么的。我说是中国史。他听罢深沉地看了我一眼：“很有意思，我大学就学过明史。”我一听大喜过望。美国大夫知道明朝就不简单，更不用说还研究过，于是马上说：“哎呀，我的论文就写明朝！”他听完更深沉地看了我一点，再也不敢说话了。话题立即转移到了我的屁股上。 

    回家后我和妻子将起这一段，开玩笑说：“看看，此公一辈子靠修理屁股为生，还想和我讨论明史，实在是附庸风雅。”过几天再去医院，是作手术，全身麻醉。美国医生动不动就要全麻。我因为是平生第一次，觉得怪吓人的：要是睡过去醒不来怎么办呢？临睡过去前，这位已经披挂好的主刀医生又出现了。他大概看我有些紧张，伸出大手和我握了握，意思是：放心，包在我身上。我一下子踏实许多。后来证明，此公技术确实甚好。我不仅全无痛苦，而且很快恢复。

    事后想想，幸亏这是个小小的痔疮手术，不是心脏搭桥之类的。要是心脏手术，全麻前那次握手，就是以命相托了：我凭什么相信他呢？死在手术台上，在他哪里也许连医疗事故都不是，只不过是手术失败而已。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大家在某一时刻，彼此都难免要以命相托；互相之间的信任，就成为我们社会运转的基石。

    这种信任感，必须以共同的价值观念为基础。培养这种价值观念，也是我们大学教育的使命。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个医生，他仅仅做个修理屁股的专家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是个可靠的人。所以，他第一次见面，就要找一些和我共同的地方。在美国去看大夫，问起人家本科的专业，有学历史的，文学的，生物的，就是没见过学医的。因为人家本科基本没有有医科。

    我前一段一口气写了三篇文章，讲大学的教育应该是通才教育，并举出学雕塑的人成了软件专家，学历史的成了医生的例子。文章在网上引起激烈辩论。一些觉得这样的事情不可思议的网友，指责我异想天开，脱离实际。然而，在美国，这确实是司空见惯的现实。人家的社会，比我们高技术得多；但是，大学教育的专业化程度却比我们低。一位本来立志读清华，但高中没有毕业就以全省头两名被挑到美国精英大学里读本科的中国学生曾向我发牢骚：在这里刚学两年，再回清华怕是根本跟不上了。杨振宁先生说中国一流大学的教育超过美国，大概也是从同样的角度说的吧。

    可惜，我们大学里的“高水平”专业教育却未能创造一个高科技的社会。许多大学毕业生无法胜任工作。美国的大学教育看上去浅尝輒止，最后却为一个高科技的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呢？

    首先，高度专业的教育，由于分得太细，专业过时的风险非常大。我一个朋友在清华学热能。他告诉我，他实际上学的就是锅炉。五年下来，不仅毫无乐趣可言，而且一毕业就发现他学的那种锅炉已经被淘汰了，而大学又没有为他干其他事情进行任何准备。可见，这种专业教育，还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都是如此，在市场经济中更是不灵。所以我们的大学毕业生抱怨“专业不对口”的特别多。

    再者，第一个计算专家，肯定不是学计算机的。创建一个新领域，效益要比跟着别人模仿学习一个专业要高得多。创新型社会需要这种超越本行的人才。而专业的大学教育，则限制了这样的人才的发展。

    美国的通才教育，则可以让学艺术的编软件，学历史的当医生。这在许多国人看来是天方夜谭，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理解通才教育的本质。在通才教育中，学艺术也好，历史也好，并不象我们这里学艺术和历史的那样，一学就学成专业的呆子。相反，通才教育建立在“核心课程”的基础上。不管你学什么专业，都要完成这一“核心课程”的要求。

    这些“核心课程”，包括一般的文史训练，使学生能读能写，了解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同时有数学和科学训练，使学生具有数量分析的能力，理解支配我们生活的基本科学原则。我碰到的那位学历史专业后来又当医生的学生，就是一边完成历史专业的课程，一边在“核心课程”的基础上修完了申请医学院所必需的科学课程。

    这种“核心课程”目前虽然有许多争议，但基本目标是一个：培养学生共同的价值观念，帮助学生理解人类共同的经验，掌握分析世界的基本工具。当一个学生能够意识到自己在人类历史和社会中的位置，并渐渐发现自己的才能后，他才知道向哪里发展才能更好地贡献于社会。大学就是让他发现世界，发现自己，激发他的创造激情。

    在这样的核心课程的制度下，专业教育在大学最多是启蒙，真正的专业发展是研究院的事。更重要的是，不管人们学什么专业，通才教育使大家分享人类共同的价值和经验，形成彼此之间的纽带。这在过去的专制社会是多余的。因为皇帝老子会给每个人派个差使。他就怕老百姓之间形成强劲的纽带，互相之间自发地结成某种共同体。计划经济也不需要这一套。因为人与人的合作，是靠国家的指令，安排，用不着个人操心。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则不同。社会的运转，就靠人与人之间创造的自发秩序，能够以命相托的信赖，以及建筑在这种信赖之上的自由。人与人的合作，也要靠大家自发地寻求和发现彼此之间的连接点。所以，我碰到的那个修屁股专家，并不是从皇帝老子那里受命修屁股，而是在通才教育中发展出一种对他人的同情，和帮助他人的热情，并发现了自己帮助他人的特殊才能。他必须自己寻求服务社会的机会，赢得别人的信任。我在美国住了十年以上，还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抱怨大学专业不对口。相反，你会听不少人夸口，自己在大学学了四年和后来的职业没有关系的东西。但这四年奠定了一生幸福和成功的基础。

    人，首先应该是个人，然后才是专家。我们的大学，应该为学生发现世界，发现自己而设立相应的“核心课程”，谈化专业。具体而言，大学在头两年，应该集中于核心课程的教育，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才能和对具体科目的激情，理解人类的经验和自己在历史和社会中的位置，设计自己在哪个领域以怎样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发挥潜力，贡献于社会。然后，在三四年级让学生在专业上有些试探性的发展。如果他们发现自己可以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再去读研究生。这样，我们的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不仅能够成为社会的凝固剂，而且更有可塑性，更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瞬息万变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