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

　　作者：赵灵敏

　　原标题：制度这个核心因素——专访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

　　什么是有效的制度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传统经济学认为:每个国家都具备土地、劳工、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只要懂得利用这些要素，就可以在国际上取得优势。但在各种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今天，各国的竞争力仍然差别很大，为什么?

　　陈志武（以下简称陈）：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之前，由于交通不发达，世界各大洲之间的交往和了解很少，在那种情况下，人们不会谈论国家竞争力，因为没有交往就无所谓竞争力不竞争力。那些时代，唯一能和竞争力扯上关系的可能就是军事力量。

　　后来到19世纪，蒸汽轮船、火车、电话发明了，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开始了，国家之间打交道、做贸易了，竞争以全面的姿态在进行。但是，在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时期，在人们为了生存的基本温饱问题还没解决时，自然资源的多少，土地、黄金、白银储藏量的大小，成了衡量和判断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指标。实物资产决定了国家竞争力。

　　到二战结束之后，工业生产技术全面成熟，交通运输容量和成本也都发生根本性的升华，机械化大生产和万吨巨轮运输使人类的基本温饱不再成问题。特别是近20年来，在以飞机和互联网为主的交通与信息架构下，国家交往的内容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外贸总额占全球GDP近80%的情况下，自然资源与土地已不再是国家竞争力的最决定性的因素了，像没有铁矿石的日本和韩国以及没有多少铁矿石的中国都能变成世界最大的钢铁出口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等等。

　　那么，在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基本可以自由流动的今天，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呢？是制度，是决定市场交易规则环境、保障私人产权的制度：哪个国家能提供最有利于市场交易发生的完善制度，能降低交易成本、保护个人产权，有公正的司法和有效的契约执行架构，它就会在国家间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那个国家就更能从事高利润的经济活动，不用靠卖苦力。一个有效的法治制度可以让个人之间经济交换的代价大大降低，使交易的内容更加深化，超出简单的实物交易。

　　从历史上国家兴衰的历程看，经济上成功的往往不是那些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而是拥有各种各样能激励创新突破的制度——从产权保护制度到合约执行机制的国家（或地区），而那些在经济上不那么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则缺少这些制度。换言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质量从根本上决定了其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因而决定其竞争力的高低。而且，如果这种制度安排十分有利的话，还可以克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不足。早期的荷兰、英国以及后来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就是最好的范例，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看，它们当初几乎一无所有，根本没有什么资源优势可言，但它们竟然都成功了，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人均收入不亚于美国和西方国家。这怎么解释呢？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4个国家和地区都利用了海港城市的优势，通过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系，给人们提供了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从而有利于竞争力提升的优质制度环境。

　　《南》：但在很多人看来，竞争力似乎主要是经济领域的竞争，衡量的标准主要是经济表现：GDP增长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基础设施，等等。不光是老百姓，政府、媒体包括很多学者，都是如此啊。

　　陈：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们与生俱来的一个偏好，就是喜欢看得见、摸得着、一目了然的东西，增长百分点、统计数字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而制度似乎太抽象了。况且，在一些制度建设长期没有突破的国家，过多谈论制度本身就是很敏感的事情。不仅如此，更有很多人认为，谈论制度的重要性是套话，是老生常谈，太过主观了。事实上，制度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从微观层面看，即使在制度机制最不利于信用交易的国家，证券交易和借贷还是可以出现，甚至也会有股票市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证券市场能够深化、能够发展得长久兴旺。在中国，人们的积蓄已经很多，资本供给可以很多，但由于金融证券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架构不规范、不到位，资金始终无法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资金的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不容易发生交易，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很难发生。

　　从国家层面看，日本、韩国的商界和政治结合得太过紧密，逐步形成了非常固定的既得利益结构，要摧毁这个利益格局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日本经济的困难其实是政治制度的问题。相反，美国经济200年来之所以富有朝气，就是因为它的政治体制不允许在经济层面上形成既得利益结构，一系列反垄断立法的出台，保护了自由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