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云

　　美国大片《达芬奇密码》正在全球热播，由于片中涉及天主教的一些内容与天主教正统说法相抵触，引起了天主教会和教徒的强烈不满。梵蒂冈官方正式呼吁全球教徒抵制《达芬奇密码》，主教安杰洛·阿马托在罗马大学一个天主教会议表示：《达芬奇密码》全是错误、诽谤及侮辱，是一本反基督的书籍,希望教徒全都抵制电影。

　　对于基督教来说，让耶稣娶妻生子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中世纪哥白尼、布鲁诺用日心说否定地心说。日心说是一种学说，《达芬奇密码》是一部文艺作品，但两者都构成了对基督教知识体系的冲击，并进而动摇了建立在这一知识体系之上的价值系统。所不同的是，支持日心说的布鲁诺死于火刑，几百年后，尽管有数以亿计基督教徒抗议，但仍有数以亿计的观众走进影院观看《达芬奇密码》，并给制片商带来了数以亿计的美元。这种迥然不同的结局的出现是因为在西方社会，知识、信仰、价值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中世纪，以基督教为代表的知识、信仰和价值体系与政治权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凭借权力维护自己的权威。而近代以来，知识、信仰、价值与权力渐行渐远，知识、信仰、价值的影响来自自身的魅力和说服力，而不是凭借权力强迫人们接受，更不可能对持异见者实施迫害。

　　毫无疑问，这是人类社会最大的进步之一，可以看作是近代区别与中世纪的主要标志之一。权力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一般不得插手有关知识、信仰、价值的争论，除非是涉及被规定为违法的严重过失。由于这一变化，人们在这方面坚持己见所承受的风险大大降低。意见分歧是社会的常态，在知识与价值方面的争论是社会永恒的主题，但在现代社会，争论各方都不必担心因此而受到压制、禁止、皮肉之苦、牢狱之灾或生命的代价。

　　同《达芬奇密码》一样，超级女声自出现之日起就备受争议，在受到热捧的同时也引发了很多批评。在这些批评中，“级别”最高的恐怕就要算前文化部长、现全国政协常委刘忠德的批评了，他指责超级女声“宣传的是一夜暴富的思想、一夜成名的思想。”刘先生基于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发出这些批评的声音是他作为公民的权力，没有问题。但刘先生在第三次批评超女时声称他不排除以他所领导的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组织来干涉超女进行评选的可能，这就令人相当不安了。刘先生的确有动用公共权力的条件，但是因个人的道德好恶或者以维护某一群体的价值观为理由动用公共权力，使另外一群人的权力和利益在受到损害，而这些人的行为并没有违反法律甚至也没有公众一致认可的严重的道德过失，这是是否正当呢？毫无疑问，刘先生没有把握好权力与道德的界限，他的言论显然“越位”了。

　　还好，一切都没有变成现实，在经过通湖南卫视主持人沟通后，刘先生似乎偃旗息鼓了，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在庆幸之余，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警惕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