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听必涨，听证会日益陷入公众质疑浪潮

    
    听证会是在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中国地方政府的决策程序的，历年来举办最多的是价格听证会。这本身就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市场发育是多么不健全，而政府定价的范围是多么广泛。而恰恰是价格听证会，基本上毁灭了听证会的声誉。

　　为什么？最直观的理由是，几乎所有价格听证会，都是为了涨价而听证的——确实，如果是降价，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似乎就不用听证。政府要为那些国有垄断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涨价，却不能不面对公众的质疑。因此，必须搞一个听证会，来为涨价提供一个民意基础。而听证的结果，几乎全部是多数通过相关部门或企业提出的涨价意见。

　　对于这种惊人的一致结果，民众不能不有所怀疑，比如，人们普遍怀疑，听证会的组织者操纵听证代表选择。佛山水价听证风波（相关新闻链接http://www.fsonline.com.cn/news/top-line/200605240007.htm）就表明了，基于历次听证会的教训，公众已经把这种怀疑提前，在听证代表选择阶段，就对组织者的公正性提出质疑。

　　公众的这种反应是完全正常的，它表明，人们不愿意再被走形式的听证所玩弄。面对公众的这种质疑，听证会的组织者有责任用确切的事实作出回应，也即，公布听证代表的真实身份信息。

　　不过，恰恰是这一点，可能是一个大问题：通过什么来约束听证会的组织者？自从听证会制度被某些地方政府试验、并流行开来之后，人们已经养成了一种听证会依赖症。凡是有什么事情，总有人大声疾呼召开听证会，并且公众也对听证会抱着很大期望。听证会似乎已经成为公众参与决策、甚至成为民主制度的一种根本性制度。

　　这可能是对听证制度的误解。顾名思义，听证会就是听取利益相关者的证词。在正常的民主制度中，听证并不是一种决策机制，它最多只是民主决策程序中的一个辅助性手段。决策机构借助听证，了解相关各方的立场、意见。但是，这些立场和意见仅供决策者参考，对决策者并无法律上的约束力。因此，如果民众希望看到一种民主的决策程序，那么，要害就在于通过种种正式渠道，控制和约束决策机构本身。

　　不幸的是，在我们这里，很多民众、评论家、甚至专家都形成了一种“民主替代想象”，以为听证会可以包打天下，开上一个听证会就可以让民意主导政府决策了。这当然只是想象而已。在民主的控制与约束机制形成与完善之前，在民众对于决策机构、对于听证会组织机构具有足够政治控制力之前，听证会的整个程序当然很容易受到操纵，听证会从一开始就缺乏足够的严肃性、公正性。

　　事情是明摆着的：假如官员们从制度上不是对民众负责，而是对上级负责，那么，即使民众怀疑听证会代表选择过程中存在严重问题，又有哪个机构会负责任地进行调查？即使调查出确有问题，又能怎么样？

　　因此，要拯救听证制度的声誉，就需要把听证制度纳入到民主建设的大框架中予以完善，人们需要思考，如何做到让听证会的组织者真正地面向民意，而不是面向官意。这是听证公正可信的基础。基于此，也许可以考虑，大多数听证会，应当由各级人大或其常委会组织并主持，立法听证会当然不用说，最常见的价格听证会也适合人大常委会组织、主持，因为无论怎样，人大在当地的政治生态中相对超脱一点，它操纵听证程序的动机也最小。（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