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媒体最热闹的地方，向来不乏跳跃着的专家学者，他们唾沫横飞，语不惊人死不休。

　　就改革问题，2月25日经济学家张维迎称，改革利益受损最大者是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就高等教育问题，3月14日杨振宁说，中国暂不需诺贝尔奖更需要比尔·盖茨，中国现在的任务还是快速脱贫；就环境问题，当众人就4月17日北京人均降下40斤的沙尘，从民间到政府都忧心忡忡时，中国科学院生态专家王如松教授说，沙尘暴可以净化环境。

　　就文化问题，4月14日，北大教授张颐武在《新周刊》“贩卖中国文化”的专题中说：“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大长今》就是韩国把低端和高端的文化打通的一个好例子。所以，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这个观点后经《华西都市报》刊登，一片哗然。作为一位研究文化的著名学者，他当然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当然清楚章子怡、孔子背后的文化内涵，他没有论及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和社会经济的关系，而是急于说出了一位体育明星和电影明星表达观点。面对着滔天的声讨，什么才是他的真正感受呢？5月10日晚，他在接受中青报专访时非常激动，“‘孔子不如章子怡’？我绝对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想，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那样的鬼话。我怎么会把孔子和章子怡作比较？这简直太可笑了！”

　　事实究竟怎样，只需比较体味《新周刊》上的话就心知肚明了。早在2004年12月，他建议说：“《新周刊》要干的就是抓住大家没有理性的事，有理性的加息和减息《新周刊》不能干，《新周刊》找的是大家发疯的那个。”他认为，美女经济体现中国美女和平崛起的力量。一个市民报纸弄了好多莫名其妙的东西，这个挺好的事，就像《新周刊》一样，是唬人、咋呼人……一张正经报纸弄了好多莫名其妙的东西也是好的。

　　这些言论涉及的内容、语气、逻辑等足够令人回味。这些专家的话语和话题构成了当前人文生态的典型风景。所以，去界定是谁是否故意说了怎样有谱没谱的话，已经没有实质意义。重要的是，这些专家怎么了，为什么都不约而同总是这样“独特”地挑战常识和基本价值理念？

　　传统意义上，学者以潜心学问为要务，淡泊名利。当代毕昇王选院士说过：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下士窃名……一个人老在电视上露面，说明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结束了。可现实中，有多少专家不是想着法子在媒体频频露脸，赚取名利？相信他们清楚学问必须怎样才能做成，但他们还是沉不住气了，甚至不择手段了。这种态势昭示着整个社会的人文生态出现了问题。就像沙尘暴之于环境生态一样。

　　5月12日，上海交大通报了汉芯造假事件。买来一块芯片，用砂纸打磨去标记后就成了汉芯，从汉芯一号到四号，全部通过专家鉴定，累计骗取无偿拨款过亿元。是制度上存在重大缺陷，还是骗术极其高明？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舍身取利？道理很简单，静心做学问不是想做就能做的。逆向思维一下，虽然背离学问本义，但许多生存问题却可以迎刃而解。社会要的是创新成果、业绩效益、数字GDP，至于怎样才能有这些就不管了。有什么文化就有什么制度设计，就会有怎样的社会态势，就会有怎样的专家学者。

　　整个社会弥漫着焦虑和非理性。这种学术文化的典型病症就是浮躁、近视，它不是独立的，不过是社会文化的拜金、贪欲、快速成名、道德沦丧等通病在精神领域的发作。人类的那种对于真理的热爱、执着，对科学的无功利的天生爱好等正被无情的现实粉碎；伟大的理性正被这种文化不断侵蚀消融；无厘头从思维到语言、到行动蔓延开来，俯拾即是。

　　正如沙尘暴的最终原因是人为一样，文化中的恶劣态势也是缘于人。人是有局限的，只有经受良性文化的浸润熏陶，完善的社会制度制约，才能担当生存发展的使命。现在的态势表明，当前的社会文化生态不会比自然环境生态好。莫非，我们正日益抵近生存智慧和能力的极限窘境？

　　生存还是发展，真是个问题。（王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