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以文化精神为民族精神之灵魂、以文化复兴为民族复兴之要径，倾情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民族主义思想。它与经济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经济民族主义倾心于“实业救国”与“商战救国”，在经济上捍卫民族国家权益；政治民族主义则偏重于实现民族解放，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完整，而文化民族主义则试图通过振兴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以民族文化标识和张扬民族个性和民族魅力，凝聚国家的民族文化认同，达到民族国家的精神新生、精神完整与精神独立。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一道形成整全的民族主义谱系。在民族主义话语中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定位。而在有着悠远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化民族主义更是有着非同凡响的作用。

　　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和现代化自觉意识形成以来，产生的一种以民族文化复兴凝聚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以推动民族国家独立和民族国家复兴的民族主义思潮。它萌发于19、20世纪之交，经过“国粹”和“新民”两大思潮的交互催生，在“新文化运动”的导向下逐渐成形。在上世纪30——40年代，港台50年代以来，以及大陆90年代以来，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文化民族主义形成一股强劲的社会文化思潮。

　　文化民族主义不是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并不认同文化现代化，虽然也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却不属现代文化民族主义类型。文化保守主义本质上皈依于文化原教旨主义之列。文化民族主义则不但不反对文化现代化，而且主张民族文化精神必须灌注时代精神，而民族文化也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现代化的基础上吸收世界现代文明成果而现代化。但是，文化民族主义反对西化，主张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要在同情理解并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完成。当然，现实中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常常夹缠不清，令人难辨。但文化民族主义绝对不会拒绝接受现代潮流与时代精神。其立场，是民族的，也是现代的。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界各种思潮与流派不同程度地都染上了文化民族主义色彩。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1920年发表于《新青年》上的文章《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并不认为“新文化”就是搬运西方现代文化，而消灭中国固有文化，“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而“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新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他主张“新文化”要能够“造成”富有“公共心”的“新集合力”。他批评中国文化中间的“家庭主义太发达”，而民族主义太缺乏。即使“全盘西化”的真诚拥护者胡适也主张在“一心一意地现代化”的基础上“重整国故，再造文明”。

　　就民族国家复兴来说，文化民族主义真诚地相信，民族之复兴有赖于民族意识之复兴以及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自信心之复活。文化民族主义秉承中国传统士人经世救国的优良传统，期待中华民族复兴。以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休戚与共，强调时代使命与时代职责，愿意为民族而献身。文化民族主义强调：人生与事业只有在“时代大使命之下，而始有其意义与价值”。文化民族主义认定中华民族复兴，首先必须是中华文化复兴。文化民族主义的著名代表钱穆先生尝言：“中国民族当前的处境，无论如何黑暗与艰苦，在不久之将来，我们必会有复兴之前途。而中国民族之复兴，必然将建立在中国民族意识之复兴，以及对于中国民族已往历史文化传统自信心复活之基础上。”文化民族主义主张，复兴中国，不能靠外部力量，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民族意识觉醒，只能建立在对中国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尊重和理解之上，“其基本的力量，并不在外面物质的援助，与世界共同的呼号。更重要的在中国民族本身自有的历史文化的基本意识与基本观念之复苏。”

　　文化民族主义并不保守，他们主张立足时代精神，更新中国文化。关于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钱穆有一名言：“传统可以现代化，而现代化则终不能脱离传统”。文化民族主义确信他们负有使中国的青年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以时代精神灌注文化精神，从而挽救中国文化的危机的使命。他们意识到时代要求他们担当起复兴中华文化的历史责任，毅然以弘扬中国文化为根本宗旨。复兴中华文化，就要推动中华文化与时俱进，认识时代，认清时代走向，自觉以时代精神更新中华文化的精神，以中华文化的新精神推进民族复兴之大业。在灌注时代精神的基础上，“贵能由传统中求现代化，非可打倒了传统来求现代化。”

　　文化民族主义面向世界，胸怀全局。文化民族主义强调：我们要站在世界的高度，学做一个“象样的中国人”。在世界还没有获致大同的民族国家时代，首先应该认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有自己的一套优良传统，我们过去的失败，并不在体力上、知识上、智慧上比外国人差，而是不知道怎样做一个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化理想的中国人。“中国人不能关着门做中国人。中国人必须得站在世界的立场上来做一个人。”中国人必须了解“世界人类文化所包涵之大意义及其大趋向”。

　　就教育而言，文化民族主义强调人文主义教育理念，注重培育学生“独立精神”和“人生理想”。文化民族主义特别看重“锻炼人格、陶冶品性”的中国书院教育传统，认为“其规模之狭小，师生有亲切之味，群居无叫嚣之习。”但也注意吸收以制度规范学生行为的西方现代大学体制，达到“兼（书院与大学）二者之长，而无二者之缺”，“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文化民族主义主张采用先通博后专精的人才培育方法。“学术本无界划，智识贵能会通”。学术的博大与精深是联系在一起的，钱穆先生敏锐地指出，“学者不察，以谓治文学者可以不修历史，治历史者可以不知哲学，治哲学者可以不问政治。如此以往，在彼目以为专门之绝业，而在世则实增一不通之愚人。”就学术发展而论，“一门学术之发皇滋长，固贵有专家，而尤贵有大师。大师者，仍是通方之学，超乎各部专门之上而会通其全部之大义是也。”就国家社会所需而论，“国家社会所需者，通人尤重于专家。”否则，“以各不相通之人物，而相互从事于国家社会共通之事业，几乎而不见其日趋于矛盾冲突，分崩离析，而永无相与以有成之日。”根据以上理由，文化民族主义主张，“大学教育之所造就，当先求其为通人而后始及于专家。”文化民族主义反对重理轻文、重工轻理、重社会学科轻人文学科、重经济学科而轻视其他学科的实用主义教育思维。主张博雅教育，“教育精神自有其大而远者，此唯通才达识者知之，擅一才一艺以绝业名专门者，往往不知也。”在教育核心理念方面，文化民族主义以认识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内在价值为途径，以培育学生独立精神和人生理想为归宿。他们警告：“若非对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肯定的价值之认识，中国青年们终难找到他们的人生出路。”

　　文化民族主义既注重传统，又不固守传统；既提倡对传统心存敬意，保有信心，看到它与世界其他文化的相异之处，又理解它是世界人类文化全体的一部分，需要在不断地接触中融合。文化民族主义的文化现代化目标是：“谋求中西文化之交流与调和”。他们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发展模式的选择有其独特的理念，主张“讲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化”。但无论如何，他们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为着民族的利益着想的，因而是值得尊敬和理解的。他们为中国文化向世界争取应有的重视及地位的苦心，也是值得赞赏和敬佩的。从国家软实力的角度看，有生命力和吸引力的文化价值与文化理想无疑具有政治权力、军事武力和经济实力无法取代的精神魅力和外交穿透力。文化民族主义力量，对于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培育中华民族新精神，凝聚民族文化认同，提高和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有着积极的意义。

　　（何爱国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夏雪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