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不是说要把高等教育全推给市场，政府完全放弃责任。政府当然要投入教育。不过，谈政府的投入，我们必须澄清两个问题：第一，政府如何履行自己对教育的责任？第二，政府如何在增加教育拨款的同时，鼓励社会也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指出，政府对教育的责任，主要体现在财政资助上，而不应该直接管理。这种资助的核心目标，是帮助学生(特别是那些有能力而没有经济资源的学生)完成高等教育。为了使这种资助更有效率，减少繁复的中间环节，政府的钱就必须直接锁定在其所资助的目标--学生身上。比如，如果人均大学教育费用一年为1万元人民币，500万名大学生，一年的高等教育经费就是500亿元。按最理想的原则，这500亿元应该以人均1万元的金额，用“教育券”的方式直接给那些通过高考分数线的学生。当然，在具体分配中，要适当考虑学生的经济条件，向贫困生倾斜。富家子弟不享受国家奖学金，因而可以使一般的学生分到手里的钱更多些。

　　有了这笔钱，学生面对大学，就从弱势变成强势，成了真正的教育主体。这些学生可以一次申请几个学校，拿到几张录取通知书，然后决定到哪里去上学。他们入学注册时，把手中的教育券交给学校，学校立即把教育券兑换成现金，成为学校的教育经费。如果教育券金额超过学费金额，学校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将多余的钱退给学生，作为学生的生活费。从这里开始，大学就在市场上运作：学生是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物美价廉的“产品”；大学则负责生产这样的“产品”，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

　　这样做会有两个好处。第一，各学校不得不集中力量提高教育质量，而不会不停地盖大楼。教育质量低，学生不来，学校就没有经费来源，很快破产。这样才可以优胜劣汰，从总体上提高大学水平。第二，抑制学费的上涨，甚至触发大学减价战。现在国内大学学费飞涨，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式的管理。计划经济就是短缺经济。这已经是经济学上的常识。短缺使大学变得奇货可居，可以不停地涨价。市场经济消除了这种短缺，把供求关系颠倒过来。大家知道一个学生手里至少有1万元左右的学费好赚，你要把价位定在这个水平以下，还能给学生省出生活费，就更加大了学校的竞争力。提供物美价廉的教育服务的学校，最后必定胜出。这样，大学质量有了保障，老百姓也能负担得起。

　　在这种市场化改革的初期，政府的政策不是重点给名牌大学输血，而是正好相反，要抑强扶弱。即使施行了这种教育券的改革，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大学过去吃了太多皇粮，在基础设施上远远胜出小规模的大学或以几间租用的教室起家的民办大学。这样就创造了不公平的竞争。针对这一现实，国家要采取向新兴大学倾斜的政策。比如北大、清华从录取学生手里拿到的教育券，只能兑现80%的金额。而刚刚起步的小规模大学，根本没有设施，从学生手里收到的教育券，可以兑现120%。这20%的额外资金，用来鼓励基础设施的建设。十年后大家一视同仁。我们现在不应该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是要建设培养世界一流大学的体制，即公平的竞争平台。这样，民办大学可以与过去吃皇粮的名牌大学竞争，鼓励民间资本投入教育，在国家投资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教育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