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彦伟：刚才说的可以这样理解，一个评论家是一个厨师可以做菜，同样是土豆，有人可以做出可口的菜来，有的人做不出菜。
傅然可：这是绝对的，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每个人增长得信息，过去一个没有兴趣的东西，由于现在积累多了就会感兴趣了。小孩对世界的兴趣是最小的，他只在意糖果。如果评论家的视野窄，你只能看到土豆，高级的评论师可以把土豆做成根雕。
王开：任何文化的东西都源于人类的表达欲和求知欲，但就目前搞评论的和心理学家有一个不可比性。心理学家在P to P是可以的，但在评论界不太可能。
傅然可：这个意思是对的，我举这个比喻不是在两个行业间建立可比性。
王开：这个担忧没有必要，评论完全是放开的形式，任何一个评论家，写评论的或者是任何一个在评论行干的，都不可能是绝对的东西。
傅然可：就没有那么大的权威。
刘湘晖：我也认为评论没有自律的必要。
傅然可：他的话我接受，这个话我感觉到有一点极端。
刘湘晖：我们把评论家想象一个整体，但不是这样的，每个评论家有独自的看法，各家的看法最终是由市场选择的，不是说你能够形成一个想法影响社会，但是市场是否选择你是另外一回事。
傅然可：有一点机械化，体现在什么？你把市场想成自主的机制，评论家就是能够影响所谓的读者的，社会成员的。你想象评论家不可能太大，因为市场管着他。但是读者，现在十五六岁的孩子开始看社会评论，他一开始就看这些养料，有些孩子生来就受网易的影响，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市场不是自主的，在你的塑造下形成的。
张晓虹：个人感觉评论需要你的立场一样，你说了什么，对方接受了什么，中间是有一定联系的，互相受到影响的。
王开：你觉得评论家和受众之间谁影响谁的比例大一些？
傅然可：这是一个实证问题，我也没有第一手的数据，恐怕难以回答，但如果让我猜一下，我感觉顾名思义，评论家对一般受众的影响要大，否则这个行业不存在。如果评论家不能影响受众，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在纽约时报居然搞出社论版的评论作家，你要花钱买的，个别写的好的评论家你要专门付费才能进去。不是你免费写评论我就看，可能有人愿意花钱去看。生活中不听听这个人对日常生活的评论，日子过得不舒服。
王开：目前相当多的时评家可能会迎合受众的情绪。
傅然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行业要P to P。如果我们需要作为意见领导者，就是要和他们有一定的差距，如果一味迎合，这是在政治、音乐领域都有的，布什长期一直在美国宣扬危险要紧张。老百姓就感觉危险，一听说有阿拉伯人要买港口，就喊危险啊，就打到他自己。如果一味迎合，失去了领导的责任，当领导就要超越一般人，才能当领导。评论家就是认知的领导者，社会舆论的领导者，如果完全是超女的机制，老百姓选什么就是超女，这就不是评论，是老百姓选美。
张晓虹：迎合和评论是矛盾的？
傅然可：矛盾谈不上，音乐这个东西就像超女那样，但没有人欣赏的评论也是好音乐。网易就要做超女式的评论也可以，但绝对不是评论就是以追求点击率，那这个评论就绝对是刚才我说的失去了本来的追求，如果评论是影响社会、改变社会的话就要站得比别人高，这在政治上有很简单的比方。西方民主政治从来没有说民选的代表一定要反映选他的人的意思，他说你选了我之后，我要独立决策，如果完全是被后面的选民操纵就是民粹主义，很多政治家为了选举，在政治里出现忘记本质，为道具而活。很多政治家为了追求选票忘记了自己的领导决策，就是迎合。老百姓怕恐怖主义，一切政策都跟着恐怖主义走，任何领域都有曲高和寡的问题。评论也是，我选择特立独行。
刘湘晖：自律的后果是否导致所有的评论人士意见会偏于趋同？
傅然可：你刚才举到华盛顿报纸和纽约时报，这两个不是一家的报纸，很多的地方报纸背后是一个组织。我今天下午要问唐岩，归根到底，公司是要赚钱的，评论也是要赚钱的，有没有压力。你会不会出现趋同，趋同不会因为商业利益导致趋同，不是一个资本家拥有很多的报纸都是一致，也未必。另外一点，如果我们老在一起吃饭、开会，互相影响。你看电影里，奥斯卡反映的标准就是奥斯卡的标准，不一定是别的奖，如果咱们搞民选，在北京网易对电影界的评定完全可以，只是人家不一定认你。选择的权利是有，但是是否有一定的社会回报那另当别论，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自律机制，比如说裙带关系，教官把我裙带到这里来了，我俩之间就有一个惺惺相惜的过程。
刘湘晖：将来的结果可能很多的评论家发出同一个声音。
傅然可：这是理论上的可能性，现实中不会太大，还有一个代别的区别，咱们这一代人吃喝都在一起，但是下一代人搞不好在新疆的网吧里形成一个新的评论。
魏微：最终的标准，比如说大家的评论观点都是一，唐岩说什么评论挂头条，可能一个评论的逻辑是对的，但是他的评论是和大家不一样的说法，他说的是二，不是一，但是这个二不见得是错的，可能会带出新的思想、新的评论、新的观点，这是不是也应该是挂头条的评论？如果好的评论都趋于统一……
唐岩：我这样看问题。大家能不能形成一个共同认同的标准，越来越细分、越来越趋同。我认为越来越在某一个大方面的价值取向趋同是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的行业规定和规范逐渐西化，在评论行业要趋同基本上不可能，要趋建立的标准实在太多了。因为我们要评论的东西实际上是包罗万象的东西，我们要评民族主义，当所有的评论家的认识高度统一了，你和他们不一样就越来越就会没有市场，随着人们的认识水平越来越高，可能不会赞成民族主义，你再来说批判民族主义就没有什么新意了，但是市场会逼着你一定要提供给你的受众这种认知上的另外一个高于他们的高度，否则就不存在了，不需要你了。必然要和他们的水平高，逼着评论家水平自然有差别。
魏微：就是什么样的评论放头条比较吸引人，点击比较高，第一是时效，第二是文笔要好一些，观点要和大众不一样，提出新的观点，这样比较会吸引人。
傅然可：我觉得你讲的问题和趋同的问题不完全一样。趋同的问题理论分量大一点，听唐岩讲，我有一个新的东西。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能为了价值而价值。比如民族主义，通过一段的影响教育和引导，一定的社会阶层就形成共识，如果没有共识就一片混乱，有共识没有可怕，评论家会在新的问题上找到争议，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不断有增长点，不断有评论家把真理越变越明，就出现了技术层面上的问题。
唐岩：永远有水平高低，治一个感冒，有人是吃西药，打青霉素，喝石灰水，自然会有统一，都打青霉素了，还是会有分别的，哪个程序更合理，服务更到位，肯定医院和医院之间，评论家之间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你始终站在高的水平上，就永远有饭吃。
张晓虹：这是厨师和美食家的区别。
傅然可：这是一个可怕的趋同，充分辩论之后的一致意见，就是我们本来追求的目的，这个社会不是追求吵架，如果是因为金钱的影响，裙带关系，近亲学术繁殖，那是不同意义的趋同。
唐岩：我想接着魏微的话说，我们在选择评论的位置上面，头条二条，我可能有时候说过希望评论更加吸引更多人看到这个东西，这是吸引的东西。
李啸天：我今天正好遇到一个例子，最近深圳市出台了一部法规，改革是允许失败，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出现失败了，不追究责任。经济学家梁小民进行了评论，东方早报的首席评论员鲁宁对如何推进改革的角度来评论，还有另外一个评论家写了一个文章。我们感觉梁小民写的更深刻一点，再往下鲁宁的文章也不错，最次的是后面的那一篇，尽管他掌握的知识可能不太够，但是从一般大众的角度来看，写的文字没有那么高深，比较容易让网友接受，感性一点，我选的是这篇文章，相关连接中给了另外两篇文章，三个文章代表三个档次，您如何选择。
傅然可：这取决于我坐在什么位置上，如果我追求什么是好的评论上我有一个判断，如果在你的位置上，你是有系统的考量上，你是坐在一个上市公司要赚钱的位置上，吸引网民。如果重复大报只有闲暇工夫读的人的层次上还是语言层次少一些，和大家贴近的，我同意你的选择。如果我们是一个俱乐部来评论，可能选不到你选的。我听得有意思的是，你刚才的思维过程就是我想捕捉的，我和每一个编辑来谈这个话，我就总结出评论编辑行使的选择权的价值观，可能你没有有意识的把这个东西系统的表达出来，我听上去感觉太有章法了，可能你没有意识到有章法。
唐岩：我针对三个选择提出不同意见，我是毫不犹豫的选梁小民的。
王开：三个文章是表达得一个观点？
李啸天：角度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