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将是世界体坛的一大盛会。它不仅是运动员之间的比赛，也将是兴奋剂制造者与检测者之间的较量。另外一个潜在的严重挑战是，“基因作弊”（Gene doping）的可能性。
“中国科技界及体育界的人士应当认识到，基因技术的应用即将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用基因技术治疗疾病，而且更牵扯到用基因技术改变人类非疾病遗传性状（modification of other human non-disease traits）。中国体育界、科技界及公共政策制定者应当明智的认识到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在体育界基因作弊的可能，并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 WADA）基因作弊专门委员会（Gene Doping Panel）主席西奥多·佛雷德曼（Theodore Friedmann）告诉《华盛顿观察》周刊。佛雷德曼是基因治疗领域的世界权威，他也兼任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LA-San Diego）医学院基因治疗项目主任。
“警察”与“小偷”的较量
美国知名的业余化学家威廉·勒维林 （William Llewellyn），在2003年6月接受体育杂志《ESPN》采访时称，他知道有500 种类固醇的配方，而现在的药检最多能查出50种。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奥林匹克分析实验室主任唐·凯特林博士（Don Catlin），于2005年5月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证明，勒维林并不是夸大其词。
本身直接从事反兴奋剂工作的奥维利亚·拉宾（Olivier Rabin）博士却非常乐观。“我对反兴奋剂的前景充满希望。我认为作弊者和兴奋剂检查者的差距日渐缩小。反兴奋剂的各方（体育组织、科学家、兴奋剂检查机构和政府）的合作使反兴奋剂力度越来越大，富有成效。”拉宾告诉《华盛顿观察》周刊。拉宾现任WADA科技主任 (Science Director)。
“WADA更多的是一个类似警察机构的组织，而不是一个研究机构（当然WADA也有一些研究部门）。作为国际奥委会的一个部门，WADA是一个反应性（reactive）的组织。原因之一是，当WADA在1999年11月10日成立时，兴奋剂已经在体育界泛滥成灾。因为禁药开发和系统性的服用兴奋剂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普遍，在冷战时期体育比赛的象征性意义得到了突出强调。”著名的奥运史学者，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国际奥运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Olympic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主任凯文·瓦姆斯利（Kevin B Wamsley）向《华盛顿观察》周刊解释了兴奋剂检查滞后的历史背景。
“早在国际奥委会把兴奋剂纳入工作日程之前，运动员已经在用各种手段提高他们的成绩了。兴奋剂的最早使用可以追溯至19世纪90年代。在当今时代，体育运动的逻辑是，要打破世界记录，我们必须付出额外的努力，不管是通过特别的训练方法、服用兴奋剂还是通过基因技术作手脚。只要我们的文化过高地夸大赢的重要性，我们就不得不对付兴奋剂这样的问题。”瓦姆斯利说，“现在光是兴奋剂检查的工作就可以将WADA的日程挤得满满的。搞调查性的研究需要资金和职业科学家，这远非WADA的能力所及。到目前为止，要对付基因和激素技术作弊，WADA的资金和研究机构还没到位。”
拉宾对瓦姆斯利的意见不敢苟同，他列举了两起案例来说明WADA在反兴奋剂方面取得的进步。最近美国反兴奋剂组织和加州大学洛山矶分校奥林匹克分析实验室检测出最新一代类固醇THG，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和蒙特利尔兴奋剂检查实验室也检测到了新一种的类固醇DMT。这两类兴奋剂都是特别为了躲避检测而设计。
“这表明即使兴奋剂制造者挖空心思，想蒙混过关，但仍难逃过检测者的‘火眼金睛’。”拉宾说，“为了防范于未然，对一些有可能开发成兴奋剂但还没有开始商业生产的物品，我们也在积极研究检查方法，有些已经研究成功。在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违禁品清单（Prohibited List）中，合成类固醇的名单是开放式的，因此，不管兴奋剂制造者多狡猾，他们的产品都不会漏网。任何能提高运动成绩的类固醇都在WADA监控范围之内。运动员的尿样和血样我们会保存8年。在8年之内，我们随时都可以再检查，因此我们奉劝运动员不要存侥幸心理，铤而走险，以身试法，须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针对WADA八年的尿样和血样保留期，珀普说作弊者可以在赛前几个月开始服用兴奋剂，在比赛前停用，因而在供检测的尿样和血样中不会留有痕迹。“另外，检测生长激素非常困难。有些激素的半衰期很短，往往几个小时后，在人体中就无迹可寻。要区分激素是注射入体内的还是自身就有的，也十分困难。”珀普说。
“虽然那些开发具有医学和兴奋剂双重用途的制药公司在加强与反兴奋剂机构的合作，但很多公司是专门进行兴奋剂研制的‘黑店’。”珀普说。
他同时指出，虽然WADA发现了THG，但别忘了，世界上最有经验的科学家运用最先进的实验室花了超过三个月的时间，耗费了数十万美元，才查清THG成分，开发出相应的检查手段；而且还是有内线告密，向美国反兴奋剂组织提供了有THG样品的针管。
最近的另一个案例也表明反兴奋剂的难度。据《华盛顿邮报》10月18日报道，该报记者通过互联网购买了五种声称可以加速肌肉生长的营养补充品（dietary supplement），送交加州大学洛山矶分校奥林匹克分析实验室检测，结果都含有类固醇，其中四种是以前检测不出，在违禁品名单榜上无名的兴奋剂产品。
WADA最近表示会将这几种“营养补充品”列入2006年版的违禁品名单。“违禁品名单一年更新一次。如有必要，可以通过快捷审查方式随时可以更新。”拉宾解释说。
基因技术是柄双刃剑
“一种物质或方法，一旦满足下列三个条件之二，就可以列入违禁清单：它能提高运动成绩；有损运动员健康；违背体育竞赛精神（spirit of sport）。”拉宾说。
对现有兴奋剂的定义及检测标准提出最新挑战的非基因作弊 (gene-doping) 莫属。正如珀普所说：“检查基因兴奋剂的工作还没起步。基因不是化学物品，对现有的兴奋剂检测系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基因作弊是基因转移治疗（gene transfer for therapy）的强化(enhancement)。它强调治本，不是治标。在体育竞赛中，基因作弊是改善某些人体功能（如肌肉力量和尺寸，输送氧气功能）。它是人体遗传性状强化，而非某种肌体治疗。人们现在已习惯了通过美容手术，或服用能改善情绪、认知能力（cognition）和记忆的药品强化正常的人体功能。”WADA基因作弊专门委员会（Gene Doping Panel）主席西奥多·佛雷德曼（Theodore Friedmann）告诉《华盛顿观察》周刊。
“与传统的兴奋剂检查手段相比，基因作弊的检查方法有非常大的不同，它主要是检测在与不同药物接触后基因表达方式上的变化。”佛雷德曼教授说。
“我还不知道现在是否有人用基因技术在体育比赛中作弊，但基因作弊的技术和基因治疗的技术会极其相似。基因转移（Gene Transfer）至少对三种基因疾病（Gene Disorder）产生了很好的疗效。中国、美国和别的国家在运用基因技术治疗癌症的研究显示了很好的效果，引人瞩目。因此，我们可以说，用基因转移来治疗疾病已经成为现实，用基因转移来增强人体遗传性状（enhancement applications）不可避免，也许即将成为现实（imminent）。”
佛雷德曼对中国的基因治疗进展非常关注，也十分了解。“我知道现在中国人对基因治疗兴趣浓厚，与此有关的研究也方兴未艾，成效卓著，比如深圳市赛百诺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的(SiBono GenTech）彭朝晖及同事开发生产了世界上首个上市的基因治疗药物（“今又生”），上海的薛京伦教授（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和西安的李旭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基因研究工作也很突出。”
佛雷德曼教授指出，基因治疗的技术也可以用于改变人类别的遗传性状，以达到“遗传强化”的目的。在体育领域内进行非法或不符伦理的基因转移以提高运动员成绩可能会非常有诱惑力。
“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和美国的反兴奋剂组织现在正积极研究检测方法，以便检测出人体内的异体（foreign） 基因和产品，辨别外部植入基因和自身基因功能上的差别。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初见成效，我相信反基因作弊的检查方法很快就会出台。我不认为新的检查方法会取代现有的方法；我们会沿用并改善现有的检查方法。一旦新的检测方法经过证明和验证之后，我希望它可以在北京奥运会上得到采用。”佛雷德曼说。
拉宾表示，WADA在反兴奋剂问题上会同中国合作密切，确保北京奥运的成功。“北京兴奋剂检查中心是世界上33个经过WADA认证的兴奋剂检查中心之一。我们科技部和北京的兴奋剂检查中心保持经常性联系。我们与北京在反兴奋剂方面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包括检查策略及其发展。双方合作的一个例子是，WADA派了一个工作小组参加了刚闭幕的中国全运会，探讨进一步合作的机会，并同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携手，在运动员中开展反兴奋剂教育，提高了反兴奋剂意识。另外北京的中国国家兴奋剂检测中心主任吴侔天是WADA 实验室委员会的委员。他可以同世界反兴奋剂的顶级专家交流经验，听取他们的建议。”拉宾告诉《华盛顿观察》周刊。
曾在美国奥委会工作、著名的体育心理学家斯蒂文·安格莱德博士（Steven Ungerleider），对WADA的反兴奋剂教育非常赞赏。“强调教育是反兴奋剂的重要一环。反兴奋剂的工作不能局限在检查中。我们应当在青少年中普及反兴奋剂教育，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赢得干净，赢得光彩。” （粟德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