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代因技术上的条件约束了各国之间的往来。在那种环境下，国际贸易纠纷、海外产权纠纷的解决方式也很简单：用武力。那时并无正式的国际法可言。虽然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到1800年都已有股市，但股票投资不成气候，因此那时候的海外产权主要以两种形式体现：海外直接投资项目和债务。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也主要有两种：要么投资者自己有军队，要么由投资者的政府派军队去夺回产权。

　　以当年海洋贸易最有代表性的公司——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为例，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12月，其宗旨是从事印度洋和大西洋贸易。从一开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都有重兵压阵，在当时没有任何国际法、国际法院，也没有多国公认的“国际惯例”的条件下，跨国贸易公司的利益都只能由“枪杆子”打出来，并由“枪杆子”来保护。在最多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自己拥有一支26万人的军队（包括海军和陆军），大约是英国皇家军队的两倍。其它诸如“弗吉尼亚公司”、“麻省公司”等也都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的作用一方面是为海运护航，甚至用军队帮助强行开辟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为公司在海外的工厂等产权作保卫。

　　除了外贸公司自己的军队之外，国家军队也经常被派去为本国公民在海外的产权效劳。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在海外的财产主要是以殖民地为主，直接投资项目也都在殖民地。因此，其军队也主要是为维护殖民地、为其工业品开辟新市场服务。但是，随着拉美国家于1820年前后的相继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财政上面临巨大的困难。因此，新成立的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等拉美政府不得不向西欧银行和投资者借债。到1850年左右，拉美等国家政府与企业发行的外债越来越多，赖帐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

　　在今天讨论公司债务时，我们一般认为，如果一公司资不抵债，那么该公司可进入破产程序，要么由债主把公司合并掉，公司归债主；要么将公司的资产拍卖清仓，把拍卖所得给债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债主的主导下将公司管理层换掉并对其业务模式进行重组。可是，当债权方是外国人或外国公司，而欠债方是另一主权国的政府或者公司时，以上所述的任何一种坏债处置方式都行不通。因为一方面在二十世纪之前没有成形的、公认的国际法，没有国际法庭，另一方面这些债务方国家又总会以主权为由作抗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形成某种强制性的跨国合约、债务、产权的执行机制，跨国借贷、跨国投资、跨国贸易则无法进行。

　　在不存在“世界政府”或“世界警察”的情况下，直到1907年之前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执行跨国合约、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是使用武力，以强制性武力来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于是，那些弱小的国家对国际秩序无发言权，而那些军事上强大的国家都把“武力执行合约，武力保护产权”看成是债权国必有的一种权利。因此，当一个国家因另一国家的政府（或公司）赖帐或者侵占其在海外的产权而发动武力攻击时，其它国家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例如，1838年墨西哥政府因无足够收入而宣布停止支付欠法国投资者的债务，随即法国派海军赶往墨西哥讨债。1861年，墨西哥政府又决定停止支付拖欠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公民约八千万美元的债务，结果在1862年1月英国派遗700海军士兵，法国与西班牙共派8500名士兵赶到墨西哥的Vera Cruz港城，攻打墨西哥。几个月后，英国与西班牙发现法国军队的目的远不止是为了向墨西哥讨债，更主要是想把墨西哥占领为其新殖民地。此后，1862年4月英国与西班牙撤回军队，而法国在墨西哥则一直占领到1867年。

　　从1820年到1914年间，英国在拉丁美洲共动武四十几次，其中有26次是以其公民产权受到侵犯或者是以债务国赖债为由。比如，因其海外财产受到侵占（包括工厂、银行、铁路），英国派军队于1868年攻打乌拉圭，于1891年进攻智利等。在亚洲，同样是以保护其产权利益为由，英国分别于1840至42年、1856至58年攻打我国（鸦片战争）。

　　当国际游戏规则是以武力的强弱而定的时候，那种世界只能是强国的世界，海外投资和海外贸易的安全度完全取决于投资者自己或国家军队的强弱。在那种环境下，晚清洋务运动的经济效果是可想而知的。首先，晚清的改革开放不能像今天那样靠制造业出口来发展中国经济，即使抛开技术的局限性不管，晚清中国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为其外贸提供支持。于是，洋务运动的重点之一是发展军力，但是在没有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军力发展又从何谈起？这样一来就进入了一个熟悉的怪圈：无军力则没法开展外贸，无外贸又使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中国难以发展经济实力，无经济实力又反过来使军力无法增强。虽然外贸不是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但过去二百年里强大起来的国家中，每个都与外贸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