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韩小蕙女士的文章《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富豪》，作者“祝愿中国多出再多出高素质的新富豪———愿他们给公众做出既为富又仁义的良好榜样(《人民日报海外版》2月8日)。韩小蕙女士的文章给笔者许多有益的启示，沿着韩女士文章的思路，我们不妨追问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出现高素质的新富豪？

　　去年著名投资、管理咨询专家温元凯指出，中国内地富豪有四大顽症，一是变得狂妄，二是贪婪和野心，三是不良嗜好，好色成性，好赌成性，四是为感情所累，“小蜜参政容易败家”。一言以蔽之，就是道德素质低下。这些富豪们中有些人确实是在金钱的迷惑下素质下降，但是更多的恐怕是在成为富豪之前素质就不高。那么，为什么偏偏是有些素质不高的人成为富豪呢？

　　我们的改革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政府掌握着绝大部分的资源，资源主要由政府来配置，可是我们又缺乏可靠的权力制约机制。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同时又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全社会的资源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这当然就给了当权者以权力寻租的机会。这意味着，当资源都掌控在政府部门手里的时候，谁能够与权力挂上钩，谁能够与政府或者政府中的某些关键人物建立“关系”，谁就能发财，权力关系也决定谁能够成为富豪。

　　由于行政权力掌握了几乎所有的资源和审批权，这也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叫作“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句话典型地说明了某些人发家致富的那个浮躁的时代背景。某些善于钻营的“胆大”者利用时代提供的“机遇”，拉拢关系，依托权力迅速发财。这也造成了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在某些人不光彩地一夜致富的同时，他们也利用权力与金钱将其他人挤出了发财的“快车道”，让更多的人丧失了发财的机会。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某些人迅速富裕起来，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聚敛了上亿甚至上百亿的资产，另一方面，有3000万国企下岗职工，有5000万失地农民，社会结构已经产生深深的断裂。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达到0.45，如今中国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则高达50%。

　　如果把这一切都说成是发展中的问题，甚至归咎于市场经济，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仍然由权力对资源进行分配，那么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因为不是按市场规则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则(因为没有代表民意的问责机制)，这样的权力经济不但不能塑造高素质的新富豪，反而只能创造更多的低素质的富豪！

　　因此，寄希望于现在的富豪们通过自身努力来提高修养是不够的，希望他们良心发现、一夜成为慈善家更是痴人说梦。我们的希望恐怕只能寄托在未来的新一代富豪身上。这就需要减少权力所能控制的资源范围，不能由官员或由权力所延伸出来的“关系”来决定如何分配资源。只有这样，才能让高素质的人依靠自身的努力、依靠知识智慧和真正能力成为富豪，中国才能涌现越来越多的专心创造财富、热心回报社会的新富豪。(谭雄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