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贫富悬殊、地区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问题的争论，似乎得出了中国市场化的改革已经走得太远太快的结论，这是不幸的。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与其说是市场经济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对政府资源配置权力、对管制权力的监督制衡和问责的问题。我们对发达国家、印度和中国的地区间收入趋同速度所做的分析表明：最有利于地区间收入趋同的国家形态是宪政体制下的代议制政府加市场经济。当然，对中国来说，建立这样的国家形态并非一两天之事。那么，怎么办呢？大致的选择如下。

　　如果实在要保留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保留部分国有企业，那么中国必须从第四类向第二类国家形态过渡，建立民选的宪政代议制。第二类国家并非最理想，但在非市场经济里，它至少有制约权力部门的机制，使政府的资源配置尽量往公平原则靠近。民选代议制是公平原则的一种制度保证，也是缩小政府配置资源过程中的道德风险的制度保证。印度、意大利和日本等都对经济有一定的控制，但在他们那里，各地区间的人均收入至少在过去是基本越来越靠近，在趋同，尽管趋同速度较第一类国家的低。相比之下，中国的各省市收入差距却在扩大。关键的差别是，民选代议制能使国家资源的配置不至于太离谱地偏向少数地区。这正是目前的问题所在。

　　如果说建立民主机制太难，那么中国至少必须继续市场化改革，让剩下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同时减少政府管制，使中国从第四类恢复到第三类国家形态。为什么第三类国家形态比第四类的相对更好呢？因为在没有民选代议制政府的情况下，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让政府负责包括银行在内的所有资源，其道德风险或说腐败空间太大。如果能把资源配置留给市场去做，推行私有市场经济，那至少能让市场的效率原则主导资源配置，给各地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1952年时中国各省市的收入差距比1978年时要低，该事实基本支持这一论点。越是没有宪政民主的国家，越是不能搞国有经济或管制经济。

　　今天中国的现实是，资源配置、收入增长机会既不受效率原则，又不受公平原则支配，而是由权力原则决定。在这种起始条件下，最好是市场化改革和宪政改革都进行。如果这两者不能同时做到，继续其一也比现状更优。现在如果停止市场化改革，中国过去的经验表明，那只会带来更长期、更广泛的不平等，让特权当道。

　　注释：

　　1 作者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作者感谢耶鲁大学的李向阳、清华大学的闻鸣、北京色诺芬公司的熊鹏和陈世光为本文搜集整理了许多资料，也特别感谢岑科、赵晓、龙登高、韦森、李利民、徐林、文贯中、许小年、周年洋、汪姜维、周程、杨培鸿为本文给作者提供的建议和帮助。2005年11月留美中国法律协会在哈佛大学召开的会议参加者也为本文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若有遗留疏漏或其它，由作者单独承担责任。

　　2 见《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5）表A0.1

　　3 参见Robert 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2004, Economic Growth, 2nd edition, MIT Press.

　　4 Paul Cashin and Ratna Sahay, 1995,”Internal migration, center-state grant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states of India”, IMF Working Paper 95/58.

　　5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 1995, Bureacrats in Business: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government ownershi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这里的数据来自Robert 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2004, Economic Growth, 2nd edition, MIT Press.见Figure 11.4 and Figure 11.9。

　　7 数据来源：Sala-I-Martin, Xavier,1996, "Regional cohesion: Evidence and theories of regional growth and converganc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0, pp. 1325-1352。印度的数据来自Paul Cashin and Ratna Sahay （1995）。

　　8 见Demurger, Sylvie, Jeffrey Sachs, Wing-Thye Woo, Shuming Bao, Gene Chang and Andrew Mellinger, 2002, “Geography, Economic Polic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Harva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1950, Harvard University，表 6 。

　　9 也许有人会说，1928－1949间中华民国以南京为首都，所以把优先发展机会转到了南京、江苏。但，江苏并未得到国民政府特殊的优待，其1952年人均GDP名列全国第十二位。或许当时的政府想要发展江苏经济，但是那时政府并不拥有全部银行、没有垄断全部金融资源，所以他们无法推动江苏的“飞跃”。那当然间接使全国各地的发展机会相对更平等。

　　10 见Yang, Dali, 1997, Beyond Beijing: liberalization and the regions in China,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