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在支持这种金字塔式人均GDP结构呢？最直接的因素是投资分配结构。在表一中看到，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也服从同样的从上到下的金字塔式结构。 北京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2002年为15905元，省会城市第二高——人均9223元，地区市里人均5137元，县级最低，人均才590元。

　　各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呈现相同的顺序， 从北京的55.9%到省会城市的40%，再到县水平的12.9%。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沿海地区的FDI 资本占本地GDP的4.5%之外，其它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政府控制的资金(包括银行的资产)。因此，一个城市或地区到底能得到多少固定投资，主要由政府部门来决定。在没有民主监督制约机制的情况下，“近水楼台先得月”便成了主要的资金配置原则。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还主要靠投资驱使，而不是靠提高生产率。在中国各地，GDP增长跟固定资产投资间的相关度超过90%。 因此，投资分配是每个地区收入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而一个地方能得到多少投资又与本地掌握的行政权力高度相关，所以最终是权力决定贫富，权力结构决定投资分配结构。

　　表二显示跨地区的收入和投资分布情况，地区分为大城市（北京、上海和天津）、沿海、东北、西北、西南和中部省份。表中给出各地区的平均值。首先，从1978年到2003年，三大城市的人均GDP净增长34751元，沿海省15443元，东北7228元，中部省7356元，西南省5347元。从各区每年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看， 大城市得到人均最高的固定资产投资(5459元)，沿海省次之（1693元），中部省倒数第二（750元），而西南省份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少 (682元)。从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看，还是大城市最高（40.53%），西北省份次之（37.1%），沿海省份第三（29.67%），中部最低（25.43%）。因此，正如我们所熟悉的，各地区的收入增长机会确实不均。

　　什么原则决定投资配置：效率、公平还是权力？

　　以往，我们认为在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以“公平优先”原则配置全国资源，而改革开放期间则是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配置原则。于是，在看到贫富悬殊日益恶化时，有人说，现在不应当强调效率优先了，应当以公平为主。

　　我们不得不问：难道这些年真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显然，从表一和表二中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看，不管是北京、省会、非省会和县之间的投资，还是全国各地区之间的投资，这些配置是不公平的。在没有以代议制为基础的民主问责机制的情况下，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当然很难保证。那么，这些配置是否基于效率呢？

　　的确，因为城市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市场交易量的深化，造成规模经济，所以更大的城市应该得到更多的投资，并且因为大城市产生更高的生产率，所以大城市的居民应该有更高的收入。因此，从北京到省会，到地区市，再到县，随着城市规模的降低，人均投资和人均GDP也应该越来越低。根据同样道理，大城市、沿海省份、西北、西南、中部省份也应该有差别。出于效率、出于整个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考虑，所以我们可能说是市场力量导致了地区间、不同城市间的投资差异。

　　但事实上，过去中国的资源配置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符合效率原则，可能只符合权力原则。为说明这一点，表二给出各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回报率，这里我们用今年的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在明年能带来的GDP增值额。这当然是比较粗的投资回报计算办法，但基本能让我们回答所关心的问题。

　　从1978到2002年，在全国范围内，平均每一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能为明年增加约0.59元的GDP，也就是59.16%的回报。投资效率最低的是三大城市，平均回报率才40.54%,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如前面所说，北京、上海和天津又是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投资比率最高的地方。相比之下，投资回报最高（66.32%）的中部省份，它们得到的投资比率最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第二最低。沿海地区的投资回报率第二最高（65.6%），最穷的西南省份的投资回报为第三高（64.59%）。显然，如果出于效率原则，北京等大城市应该得到更少的投资，中部、沿海和西南省份应该得到更多。但是，在市场力量被政府权力搁置的情况下，这做不到。

　　图四表示出各省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跟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进一步看到，广西、福建、江西、安徽、湖南等省的投资回报率最高，但他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是29省市里最低的。而北京、上海、天津、青海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回报最低但投资比却最高。连云南、贵州的投资回报都高出北京50%以上，但这些传统的困难省所能得到的人均投资却远低于北京。实际上，增加对广西、江西、安徽、湖南、云南、贵州的投资，减少对北京、上海、天津的投资，这不仅增加效率，而且也是改善公平的事。我们必须看到，保证效率的力量是市场，而促进公平则需要反映民意的代议制，在既没有代议制又不是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自然既违背效率原则，又违背公平原则，结果是权力原则胜出：哪个地方在经济规划过程中的权力越高，那个地方或群体得到的资源就越多。

　　以往关于资源配置到底应该由政府还是由市场主导的讨论中，我们总把该问题跟选择公平还是选择效率的问题等同起来，好像政府就等于公平、市场就等于效率，选择由政府配置就等于实现了公平原则。—— 没想到政府权力是否受到监督制约才是公平原则能否得到保证的制度基础。否则，把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权交给行政部门等于是保证了最不公平的资源配置结果，不仅会让权力决定哪里得到多、哪里得到少的投资，而且在同一地方也由权力决定贫富，就像土地权被集体化、国有化后，到现在变成地方官员通过卖地一夜暴富的主要途径。我们不能再天真地把由政府配置资源跟公平原则等同了！

　　最近较多听到的声音是要求把发展重心由沿海转向内地省份，目的是为了平衡发展。这种声音背后的隐形逻辑自然是认为沿海得到太多的资源。的确，如果把资源理解成“减税”、“出口优惠”、“贸易自由度高”，这种要求当然是合理的，不只是沿海，中国所有的地方都应该有这些权利，都应该是特区。过去的特区政策确实让沿海省份受益，它们吸收的FDI投资平均占当地GDP的5%左右，这部分投资不直接来自政府分配。尽管如此，沿海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是GDP的29.67%，略低于30.25%的全国平均水平，大大低于三大城市的40.53%。如果拿掉FDI部分，沿海省的内资固定资产投资部分仅为GDP的25%左右，比最低的中部省份还低。因此，沿海地区的高收入不一定是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利益为代价， 但对少数大城市的高投资确实以牺牲其余地区为代价。实际上，从表二和图四我们已看到，沿海的高收入至少一部分是来自高效率，来自它们的高生产率。过去几百年中，沿海地区较早参与国内、国际贸易，为他们逐渐建立很好的商业文化和敬业传统，这些使他们能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更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