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识回归谈新闻优劣

黄章晋：本来在网易里谈新闻优劣的问题可能我没有这样的资格，因为我没有做过记者，长期做平面媒体编辑，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难做出结论。另外我天天看网易的东西，我也可以感觉到，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的差距很大，对受众的影响也不一样。很多平面媒体炒的热点和新闻议程主要是通过对网络媒体、热点关注和网站的反馈来作出判断的。因为平面媒体本身没有互动交流，所以它的判断更依赖于传统门户网站的判断，所以我觉得，可能我来说这种直观感比网站编辑强。两年前我在搜狐做编辑，做和评论频道相似的内容，所以就借一下这种经验吧。谈新闻优劣我想强调从回归常识的角度来说。

先从最新的例子讲起吧。现在是年底了，每年年底的时候各个媒体都愿意评论十大热点、事件、人物，主要以人物为主。昨天开会的时候我们还讨论什么样的人算热点。我前些天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骂一篇文章，那上面有几句话“关注那些一如既往对中国的进步和我们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和“总有一个名字能感动你我”。从它的备选人好几个，我就是质疑它的备选人，为什么会有这些候选人，这些候选人是通过平常我们网站对新闻的关注度和关注方式，和怎么看待它的，影响了公众，然后它成为了热点人物，最后通过报纸来选出了热点人物。我对这里面意见最大的就是张宝庆，现在还有很多传统媒体把他评为“年度最值得关注”“感动中国”的人物。我的角度是，如果你回归常识，对张宝庆的评价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不值得那么关注，也不值得把他抬那么高。他是前教育部副部长，最近在退休之前放了很多炮，一个是“若干个省的高校助学贷款搞得很不好”、“我们一直就反对教育产业化”、“中央的政令根本就出不了中南海”等等。

怎么看待这个话题？如果从常识角度看，一个教育部的副部长，他对教育部真正出现的问题应该比我们清楚很多，他所谈的问题，普通老百姓人人都知道，这些东西就不着他来说，人人都在骂，他说的应该是什么？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体制性深层的东西，他应该谈这些东西。如果一个人要退休了，你没有仕途担忧了，才可以说出一点真相，甚至是浅层的话。拿这个东西可以和经常媒体上看到的“某某县委书记为XXXX拍案而起”一比，这就是廉价利用媒体来做他的一场秀，张宝庆就是一个典型。说什么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我想他待了很多年，从常识来看，有些政令本来就不可能出中南海。比如教育助学贷款的问题，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一种体制来解决这个问题。谁来解决？商业银行的话行吗？制度里没有一项专门拨款的，商业银行不可能拿这个钱。这助学贷款向来都是有去无回，难道地方政府可以去强行从商业银行那里划钱走么？真要能收得回，根本不需一句废话，那几所名校不是公司去抢着赞助、银行抢着去贷款么？

从教育问题谈到骂地方政府，那就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分税制的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分税使最稳定的一块财源被中央拿去了。地方往往面临的问题是自己养不活自己，所以它也不可能保证自己的教育，而且每一层上级和下级的关系都说上级是最有可能把最稳定可靠的一笔钱拿走的，越到下级越被动，但是批评的时候往往会落到下面。

还有就是易宪容的，我觉得他也是最近一个纯粹利用媒体把自己炒成公众人物的人。因为我们很多媒体缺乏一种常识判断，很多人只要脑袋挂稍微狡猾一点，就可以利用媒体把他炒作成热点人物。易宪容我没和他打过交道，但是对他很熟，他最近常常在媒体上放炮。比如说北京房价将降低30％，上海房价将降低50％，然后我就看到一篇报纸说“易宪容成为中国消费者最信赖的经济学者”，但是，这位算的上真敢胡说青年经济学家，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被记者含蓄地问起他那句让买房者相信了，结果造成损失怎么看，他竟大言不惭地说：“那只能怪你蠢”。大家可以查一下易宪容的资料，他根本不是搞这行的，但是这是利用了公众的一种民粹情结，谁做出批评富裕阶层的样子，谁就可以得到名利。有时候，真实的实话效果则相反，比如任志强讲，我们地产商盖房子是给有钱人盖的，给没钱的人住房子是政府的事。这句话说的太对了，给低收入者提供福利住房这件事恰恰是政府该办的事情，但是任志强成为了一个道德靶子。所以我想，对这件事情如果媒体有一种常识，知道对新闻怎样处理，就可以对舆论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如果缺乏这种常识判断，就会造成对舆论的很大的错误影响。

记得前一段时间《南方都市报》，说广州捉到了一个老头扒手，八十多岁了，这是一个激起公众愤怒的爆炸性新闻案件。但是从常识来看，确实是有问题的，在我国户籍制度和社会控制如此严密的情况下，他居然到了广州以后从来没有被统计过，解放前开始的，没有人对他有注册登记过，这显然是不符合常识的，但是这个事件确实很有民粹主义的炸弹效果。但如果是基于常识来判断，就不会把它做成一个很重的新闻。我记得好象当时差点把它做成一个专题，如果做成专题，可能就会有很多很多人来关注这个事情，要大家愤怒一下，许多话题最初就是这种缺乏常识的新闻引发的。我不是做网站的，但因为我平时注意关注，感觉到很多热点的判断，它成为热点，往往是媒体从业人员缺乏一种常识，他知道这个事件有新闻关注度，但是这个新闻关注度是伪的，基本要素不符合常识。

有个话叫什么样的媒体水平造就什么样的人民。最近关于丁学良的几个经济学家的话题，我们约了王小东写了一篇评论稿，让他来判断中国大陆五个经济学家的问题，他上来就说，有必要需要一个香港人跑出来你们才当回事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得不讲：那就是，比中国经济学家更不合格的是中国的媒体，或者是中国的受众。他说中国媒体太滥了，有什么样的土壤就长出什么样的庄稼，中国的大众如此浅薄、势利，根本是因为中国媒体水平太滥，所以导致大众如此浅薄。”当然他本人的一贯观点和支持的学者也许算是丁学良批判对象之列，有些看法和我不同，但是他在这儿所说的确实是一种普遍现象。

这儿说的新闻的优劣其实还是基于常识角度回归常识的问题。在新闻梳理判断上，在言论上，我都喜欢强调这种生活常识性的角度，你使用的是否是一种大家都能明白的常识。最近我看到网易的评论频道有这么一句话是在重提李瑞环曾强调的老太太哲学，意思是，你在给我讲道理的时候别给我讲高深道理，你说的道理要能要老太太听懂，要符合大家的生活常识。我们结合我们最近的新闻来说，可以举北京市市政协的一个委员的例子，他说要把北京的低素质人口挡在门外，要设置门槛，说这些低素质的人给北京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一般的反驳评论和新闻就从大道理来攻击他，说要人人平等，要怎么怎么样。就是以前孙志刚案时《实现正义哪怕天塌下来》那个路子，其实这方面的意思，你对市民说，完全可以用市民的生活常识来说，比如你在广州、深圳，这样外来人口流入门槛很低的地方，它的消费水平也比北京低很多，因为门槛低，所以服务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很低，比如捏个脚，北京这样的地方可以比它们贵上一倍多，这种低门槛，其实就对市民来说就是一项福利。这好象比其他大道理有说服力得多。时评是公民写做，但公民首先得是市民，要善于从市民的常识角度来看待分析，对老百姓说话，我觉得还是要强调基于大家共同的常识判断。

问题：你刚刚对做的判断透露出一种自己的智力的优越感和自信，我们做一个假设，你是一个媒体的老总，控制这家媒体的方向，你会不会放任自己的这种智力的优越感？你在多大程度上会对你认为流俗的东西妥协？

黄章晋：如果我是媒体老总的话，我肯定不会向流俗妥协。我是说个人的观点。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要办一个杂志的话，我首先对社会的现象的判断是，第一，有很多东西需要说，第二，有些东西是说不出来，它的尺度有限，天花板很低。你要说一些道理其实老百姓都明白，比如要骂什么东西，你顶多就是一个情绪而已。但是在今天这种情绪压抑了这么多年之后，你以很庄严、很正义的语气去骂的时候，能赢得老百姓共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从网站上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在报纸上的评论和杂文，在很多年前的时候有非常好响应，但今天放到网上几乎没有什么跟帖。你对骂的现象无能为力的时候，其实民间已经已经产生了这种以颠覆结构，无厘头的方式来对待。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老百姓最喜欢的，如果你只是简单的骂，比如涉及到户籍管理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再去骂也没有用，因为人人都知道，不需要你代替他去骂。今天恰恰上我们的报纸、杂志上都非常严肃，非常端着架子的给你说道理，苦大仇深、悲天悯人的太多了。需要放松，老百姓看网站其实并不是来接受教育的，是来开心的。哪怕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完善，人还是要生活的。恰恰就是大家都严肃的时候，你要给大家一种获得放松的东西。比如现在还有一个无厘头时报这样的东西，网上非常盛行，现在平面媒体在很多方面表现的是传统势力对新兴事物的欠缺敏感性，没有把这些东西吸收进来，如果我要做杂志的话就要把它弄进来，可以填补一种空白，我觉得这是聪明人干的事情。

问题：很多热点的判断它成为热点往往是媒体从业人员缺乏一种常识？你是不是认为网络媒体从业人员水平都比较糟糕。如果进行新闻立法的话，对于中国新闻行业来说是更自由还是更受约束？

黄章晋：是两个问题吧。第一是网络从业人员水平高低的问题，我是这么认为，从总体上看，就看网易的东西，你们的商业评论，你们的新闻评论，还有一些评论频道的东西，我是天天看。有一次我还把它给拷下来了，就是那“坚决反对取消户籍制度管理”的专题，我把它拷下来给凤凰的同事看。我觉得网易操作层面和技术上是平面媒体比不过的。要说责任在哪儿，好多热点是常识的问题，因为网站并不具有原创能力，它只能是再加工，还有一个就是网站的点击任务非常重，它还必须迎合这种口味，不自觉地参与到炒作中间来。我前面说这种基于常识判断优劣呢，其实还是从作为新闻人的责任感来说，从商业角度来说，作为一个门户网站，我们这样做是无法避免的。

第二个新闻立法。这个问题讨论了很多年，第一个，新闻同行大部分都说新闻立法将使我们的新闻自由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它有两面性，首先新闻人在说呼吁早点为新闻立法的时候，是为社会脊梁来自居的。但你在认为新闻是在对这个社会的腐败或者不良现象进行监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社会上一切不健康的东西在新闻中也同样出现，程度是一样的。比如政府拿红包，新闻行业中也有拿红包的，也有做广告新闻的。那么新闻立法肯定要有这方面的约束，恐怕这是大家不会特别意识到的？第二个，可能有保护性的一面，就是对言论这一块，因为今天面临着侵权问题，主要还是指评论侵权的问题。事实性的东西倒还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大的环境，新闻立法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假如现在大环境不变的话，我觉得新闻立法对新闻的言论尺度没有太大的改变。

问题：你怎么看待新闻的大众化和它的专业化的问题？很可能在普通人的眼里，大众还是专业这一块是比较不兼容的。作为网络媒体编辑来说，你认为他必须要在两者之间做一个取舍，或者更倾向于这两者之间做怎样的取舍？

黄章晋：先说一下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对于大众化和专业化问题，我自己认为，可能在中国面临着一个新闻革命的问题，我自己有一个危机感。如果在平面媒体继续待着，如果做报纸，还能做几年，不知道几年以后这家报纸还存不存在。杂志还有存在的价值，专业的报纸，比如财经类的，国际时政类的，它的存在价值有不可替代性。但是普通的日报如果还是现在这样的话，可能会在生存上存在很大很大的问题，因为新闻操作，从中国的现状来看，普通新闻入行门槛是非常非常低的，新闻从业人员本身素质来说，如果与国外同行相比的话，也就那么回事儿，现在还面临着技术上的“上网者，人人都可以参与新闻”。中国的报纸寿命都很短，而且没有一个报纸说它在市场上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公众也没有说通过看哪一个报纸就定位自己是什么阶层的人。比如在美国看《华盛顿邮报》的就是什么人，看《纽约时报》就是什么样的人。中国没有。大家习惯了上网，通过网上获得新闻，其次才是看看报纸，所以你看主流中国报纸发行量才几份啊。今天竞争特别激烈的报纸、杂志都在说，我们在寻找主流读者，问题是主流读者都不看报，他们都会上网。最成功的《南方周末》，它是周报，如果是日报的话，没有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可以长出来，但是在国外有，它历史久远。还有现在中国门户网站的地位是全世界不能比的。有些人拿国外的报纸和网站格局里套我觉得是不合适的。中国的门户网站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国外不一样，国外的报纸自身就是小新闻网站，没这么强大的新闻门户网站。

我不知道我的解释和你说的是不是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