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的办公楼应该建在哪里？

　 假如我冷不丁问这么个问题，你一定怀疑我的大脑出了什么毛病。的确，乍一听，这是一个可笑的问题。既然是煤矿的办公楼，当然应该建在采矿区，难道还把它建在城里头不成？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偏偏就有将煤矿办公大楼建在城里的，而且是建在省会城市里。千万别以为我在编耸人听闻的故事，这个将“大脑”和“身躯”分置异处的煤矿，就是笔者曾经供职过的省属国营×××煤矿，现在的名称叫做“××省×××能源公司”。

　 20年前我到这个矿山工作时，它还是一个年产不到80万吨的煤矿，4年后不知怎么回事年产量居然突破了百万吨！于是矿山由县团级升格为地师级，4个矿区升格为分矿，坐办公室的人数一下子就翻了番，一线矿工骤减，开始招收“协议工”。

　 上世纪90年代初煤炭开始滞销，加上矿区周围的小煤窑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矿山经济效益直线下降，工资拖欠三五个月成为常事。更可恨的是当时一些矿领导居然吃里扒外，和小煤窑暗自勾结，损了集体，肥了个人，使本来就入不敷出的矿工境遇雪上加霜，而那些捞足了的领导则退休的退休、调离的调离……

　 90年代后期，上级“空降”了一位老总来矿山主持全面工作。两年后全国电力吃紧，煤炭脱销，原来堆积如山的煤炭销售一空，一时间财源滚滚，矿山终于起死回生。按常理这时矿工的收益该有较大的增长吧，可事实并非如此，工人的收入和从前没有多少改变，地面工人每月600元左右，井下工人每月1000元上下。但领导层的收入扶摇直上，正处级干部年薪6．8万元，副处级年薪4．8万元，老总们年薪多少则属于“秘密”，人们不得而知。至于那些巨额盈利派上了什么用场，工人们也不知详情，只是听说投资了什么药厂，或是到别的地方开发新矿去了。

　 去年，我故地重游，听工人们议论公司总部将要迁往省城，一时间人心浮动，群情激愤。一些矿工或投书上级主管部门，或亲自上访，力图阻止这一在他们看来是极不负责任的举动。可最终矿工们的爱矿行动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今年上半年，公司总部顺利地搬迁到了距矿山100多里的省城，两台大巴每天往返于矿山和省城两地，接送办公人员上下班。

　 近几年来，矿难频频，噩耗连连。一桩接着一桩的矿山安全事故，吞噬了一批又一批鲜活的生命，善良的人们在目睹了太多太多的生命灾难的同时，心中自然而然地升起了一个又一个疑问：是谁将这些鲜活的生命推向了绝地？是谁制造了这一个接一个的惨剧？是金钱这个魔鬼在作祟？是权力这根魔杖在作怪？是规章制度遭架空？还是人性良知被扭曲？对此，我也一直想探个明白，却总觉得无论从哪一点出发或从哪几点出发，都无法求得灾难频发的本质和根源。但以我对矿山和矿工的了解，有一点却无可怀疑：悲剧之所以反复上演，关键是矿工们无法主宰矿山和自身的命运。众所周知，从理论上说，矿工是国有矿山的主人，但事实上，矿山和矿工的命运却掌握在一个人（老总或董事长）或少数人（领导层）手中，本应维护工人权益的矿山工会，往往形同虚设，即便是“正常运转”也不过是老总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

　 惟一不可准确预知的，是灾难什么时候降临。（柳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