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与网易(5)蔡定剑
我说的议会也好,民主也好都是密切联系的,上世纪 20年代、3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的时候国家大量干预社会经济,也包括干预资本的自由。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出现了民权运动,各种妇女权益、少数民族权益组织等非常有组织的民权运动,这种民权运动以后就变成了用法律加以保障了。所以西方民主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将预示我们这个社会民主发展的方向。
早期的时候还可以,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还这样领导不行,首先个人也好,组织也好,已经从过去国家的包办里面脱离出来了,你的生存完全是靠你自己。各种利益有明显不同,就表现了不同的要求,这种不同的要求,形成抗争,你个体是没有势力的,他们就组成一个组织来进行抗争,看怎么能影响国会的立法。
我们过去存在的问题就是党领导国家还是用党直接动员群众的方式,而不是充分借助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的方式,市场经济改革以后,利益多元化以后,这个社会冲突矛盾加剧以后,更需要有这样的解决社会冲突和传达民意的机构,需要有调整利益关系的机制发挥作用,你如果不发挥作用这个社会矛盾怎么解决?
如果有一种机制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可以表达不同人的利益,特别是工人的利益,那么企业的改制也重视保护这些人的利益,出现利益互相制约的机制,就可以避免朗咸平说的问题。由于少数人在拍脑袋,由他们决定这个事情该怎么做,说60%的股份归经营管理者,其他工人总共拿20%股,你看这样就分配了,没有一种机制来表现他们的利益,本来企业改制的利益冲突应通过立法解决调整的。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应由当地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这样利益才能协调。
民主的根本问题是选举
现在人大是个什么状况?民主是个什么状况?人大还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一套制度,但是现在有新的要求,使得人民对人大的不满意度越来越强,或者正面来说的话是人民对人大的期望和要求越来越高。那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刚才说是党不太依靠政权的这套机制来运作。人大本身不发挥作用,还是因为人大代表不是一个完全选举的基础,我们的选举制度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它的选举一个是很间接的选举。我们每个人有选举权,我们有什么权利呢?我们在城市里面有权利投票的是区人大代表,但目前在选举过程暴露出来一系列的问题,使得大家也没有兴趣投这个票,也不关心这个,这是我们的问题所在。
按照法律上来讲是党组织和人民团体可以提出人大代表候选人,选民也可以连名提候选人,但是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就比较能当选,这里面就是有一些程序的问题。上一届人大换届选举的时候深圳就出现很多人站出来竞选人大代表。站出来的是什么人呢?都是一些小区业主代表,因为要维权,我们知道我们买了房子,就出现了业主跟物业管理公司的矛盾,这就涉及到个人利益,在与物业公司的较量中,业主很不利,那些开发商有后台,业主就觉得如果我是人大代表我就可以有更大的话语权,所以这种要求出来以后,有人想当人大代表。
但是,我们过去的选举制度是安排性的,指定性的选举,组织提名的人大代表才能当选,但他们不一定为民说话。于是有人要站出来竞选人大代表。
而在人大代表里面,也发现有一些人大代表挺活跃的,站出来要为民说话。他们找到了人大代表的感觉,应该代表民意,反映民意。这些年出现了不少这样的代表,有的拿宪法为民抗争,有的搞人大代表工作室,有的代表开了网上工作站等等,他们要站出来和老百姓说话,这就是当前民主发展的表现。
现在人大制度就处于这样的局面,人们对它的要求希望很高,但它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明年开人代会的时候你们还会看到这些情况,有一些活跃的代表会提一些议案,反映老百姓的要求,但是效很不明显。所以这个制度是需要改革的,所有的问题根本在于建立代表对人民的责任。为什么西方的议员那么负责?什么他不辞辛苦的每个星期要接待选民,婆婆妈妈的事情要帮他们解决,不是说议员都是慈善家,是助人为乐的人,他是政治家,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而我们的人大代表不会这么做呢?就是因为他是和一种政治利益结合在一块的,他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这些政治家想参政,想当国会议员,想在国会中露脸,有地位,想出名等等,要想当国会议员就要争取选票,他想争取选票就要帮助老百姓解决这些问题,不然的话老百姓不投你的票,很简单,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但是这个制度的安排使这些不管是野心家还是什么人必须顺着民意来,你必须争取选票,你得不到这个选票你就选不上。
所以在有些国家像议会制的国家,英国、新加坡、日本等国你当不上议员你部长也当不上,总理也当不上,这个是很现实的,所以使他必须争取选票,是选举制度在起作用。我们的问题就在于它没有真正实行公开竞争的话,还是组织安排性的,代表就只希望争取组织的信任,而不是选民的信任。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是老百姓选的,就必须考虑到老百姓,,你怎么发言和表决老百姓都知道了,你是不是反映了选民的意见,所以他必须跟着老百姓的意图来,这就要靠选举制度起作用。
所以人大制度不改革不行,人大制度改革,先从选举改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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