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25年：谁分享其利

http://talk.163.com　2005-10-13 12:00:38　来源: 中经网　　　网友评论 0 条

    现在各级政府中除了“推广普通话办公室”这样的“冷门”机构缺少“自我利益化”的机会之外，几乎所有的各类政府机构都“开发”出了“适合”本部门情况的“以权谋利”方法，并且已经将这些方法“制度化”了。承担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各行政部门，往往以经费不足为由，设立了各种名目的强制性收费规定，以满足本机关的集体利益和机关成员们的个人利益。当然，不同的行政部门有不同的手法。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各级行政管理部门的“自我利益化”往往就表现为“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而过去承担行业管理的行政部门则轻而易举地通过行业垄断地位谋取超额利润，以满足其自我利益。

3. 行政部门“自我利益化”的不良后果

    行政部门的“自我利益化”由此成为左右90年代改革进程中各社会群体利益得失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行政部门的“自我利益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财富的社会分配，把很大一部份利益从民间和企业转移到政府机关人员的手中。这在90年代显得尤其突出。

    对个人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本身就是用行政性强制力量从民间把钱敛集到政府机关人员的口袋里，利益的转移表现得最为直接，利益得失双方“黑白分明”。如果是对企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企业必然要转嫁这一负担，其结果不是减少利润导致投资不旺，就是被迫提高产品价格，前者导致就业减少，后者则减少了产品的需求，这是当前内需不振的根源之一。当利益转移以行业垄断的形式出现时，由于这些行业的产品和服务没有替代物，消费者只能接受垄断行业的盘剥，被迫减少可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这同样会导致产品需求的萎缩。由此可见，行政部门的“自我利益化”与当前经济运行中的核心困难之一──内需不足──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它提升了少数人的收益和消费，却损害着大多数消费者的利益。

    在价格改革阶段，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得失主要还局限在改革的增量部份，此外有少数人依靠计划内外差价获得其利益；而到了1990年代，行政部门“自我利益化”的发展，已经将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得失建立在“存量”资产的争夺之上。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存量”资产名义上属于全体国民所有，这部份财富的形成既包括通过“剪刀差”等方式从农村吸取的积累，也包括城市职工几十年当中被迫“低消费、高积累”所作出的贡献，政府为此给城市职工提供了全面的福利保障作为补偿。现在，随着行政部门在“自我利益化”过程中普遍地慑取“存量”资产，政府赖以维持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源大量流失，同时，政府再也无力为农村提供义务教育和基本的社会保障。尽管“存量”资产的流失为造就城市里的“中产阶层”作了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经济的虚假繁荣，但这是以牺牲相当多民众的未来为代价的。城市人口社会保障基金的虚悬，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建设之阙如，将必然让中国的社会经济稳定付出沉重代价。

结论

    综观中国经济改革的25年，可以明显地看出，改革的获益者在人口绝对数上呈下降趋势，尽管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比改革前好，但这并不足以支撑这些群体对改革的信心。

    伴随改革进程的延续而利益相对或绝对受损害的阶层如下：

     农民：他们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逐渐退出了改革的绝对获利者行列，近年来，行政部门对他们的剥夺日甚一日，几乎把农民变成了被绝对剥夺的阶层。乡镇政府这一级政权是否有必要维持下去，已经引起了讨论。

    部份城市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随着大批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在竞争中失败，原本在单位制中享有全面福利待遇的全民企业职工和部份福利待遇的集体企业职工，如今成了收入极其微薄且几乎没有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群体。

    部份离退休人员：在单位制下，工作单位是现职和退休员工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载体，但随着许多企业的衰落，其退休员工的基本福利和社会保障面临威胁。不仅如此，他们的安全感也被剥夺了。

    在改革中利益相对增进或绝对增进的阶层可按其利益获得方式分为三类：

    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获利的社会群体：包括农民工、专业技术人员、主要依靠市场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等；

    因为行政利益“自我化”而获利的群体：包括行政部门人员以及由行政部门转化而来的事业单位人员、垄断性企业员工；

    因为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差价和“资源资本化”而获利的人：这些人可被称为“暴富阶层”。

    显然，利益受损群体（卢周来先生将其称为“劳动力集团”）对目前的改革模式的信心和支持趋于下降，是不奇怪的，而获益群体的炫耀性消费又进一步增加了受损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对利益受损群体而言，他们期待的改革应该包含对利益分配的重新调整，除了纠正行政部门“自我利益化”所带来的直接利益转移之外，还必须建立起码的社会保障体制和社会救济机制。

    在获益群体中，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满足于改革停滞不前的状态。现在，对日益“自我利益化”的行政部门实施改革显然已经成了中国下一步改革的主要任务。获益群体中的第一类人自然赞成这样的改革：重申小政府的构想，控制行政部门的收支，改革行业垄断等。因此他们希望改革由经济层面进一步推进到政治层面。但是，对于因行政权力而获利的体制内成员和体制外暴富阶层而言，他们却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改革，而是希望维持经济政治制度的现状，拒绝进一步的改革，以延续其获利方式。

    由此看来，只有因行政权力而获利的体制内成员和体制外暴富阶层，才支持当前不触及行政权力的改革思路；而其他社会群体都希望在改革中增加新的内容。显然，希望维持制度现状的只是总人口中的很小一部份，而绝大多数民众都希望深化经济政治改革。利益受损阶层需要比较公正地实行利益分配的机制，希望约束行政部门“自我利益化”的倾向，并要求暴富阶层承担更大的社会义务；对因市场经济发展而获利的群体来说，他们要求改革增添新的保障公民权利的内容，以免遭到行政部门“自我利益化”的过度扩张之侵害。

    可以说，当前社会上对改革的信心下降和支持不足，是因为现有的改革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希望为改革赋予新的内容，也就是要对行政权力本身进行改革。（李朝晖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