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25年：谁分享其利

http://talk.163.com　2005-10-13 12:00:38　来源: 中经网　　　网友评论 0 条

    正因为如此，当时政府内部和参与政策研究的经济学家之间，围绕着价格改革的具体方式究竟应该“以调为主”还是“以放为主”争执不下。所谓的“以调为主”实际上是计划体制下价格管理模式的延续，强调不能让价格自由化，而只能由政府的价格管理部门测算“合理价格”后一次性调整到位。如果是这样做实际上就不再有什么价格改革了，因为无论价格管理部门如何调整价格体系，价格体系的计划管理方式并未发生任何变化。所谓的“以放为主”则强调要放手让价格自由化，对保守的政府管理部门来说，这简直是无法接受的。于是有人提出了一种折中的选择，即所谓的通过“调放结合”形成“价格双轨制”。这里充份体现了中国式渐进改革模式的特点，那就是回避理性的分析和合理选择，而是随时在变革和守旧中达成妥协。由于妥协往往体现了政治需要，所以对妥协型制度的不良经济社会后果往往是在所不计的。

    随着“价格双轨制”的推开，其弊端开始显露。首先，在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也就是经济的微观基础）并未经过所有制改革，“价格双轨制”给这些企业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并不会被转化为资本积累，而是被用于提高奖金福利，直接推动总需求的扩张和通货膨胀[3]。其次，“价格双轨制”为投机者通过价格差异牟利的活动提供了机会，国有部门的内部人与体制外投机者的相互勾结、不当套利行为越来越普遍；一些行业和企业也利用“价格双轨制”的机会，借用自身的地位和资源获取利益。再次，“双轨制”的运行加上实行“放权让利”措施，使财政收入不再能与经济增长同步增加，赤字财政开始出现。

    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中央政府带来了新的课题。自从1986、1987年间的“经济软着陆”之后，经济再度过热，而根本的难关仍然指向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二难选择。正当主持经济改革政策的赵紫阳为此左右为难之际，1988年6月邓小平自己决定要实行“价格闯关”。他连续几天在接见外国来宾[4]时反复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决定“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在当时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邓小平关于“价格闯关”的决定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通货膨胀预期，结果造成了全国性的商品抢购风潮，对银行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于是“价格闯关”戛然而止，国务院将经济工作的重点改为“治理整顿”。这一结局令中央政府、特别是主持改革的赵紫阳的形像大受损伤。在通货膨胀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民众对“价格双轨制”下大发横财的“官倒”更为痛恨，并由此产生了“改革造成社会不公”的印象。这与1989年的政治动荡有一定的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不应该被过份夸大。[5]

    “价格闯关”的失败预示着价格改革之路在中国已经接近其尽头，企业改革尤其是所有制改革实际上成了改革的不可回避的选择。但是，所有制改革必然对当时仍然占据主流的意识形态形成冲击，所有制改革的实际推行也势必给整个社会形态带来根本的转变。因此，所有制改革的前提就不能不与一定的政治改革相配套。正是所有制改革的必然性及其对政治改革的期待，在1988年至1989年间成为部份体制内官员、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共识，这是1989政治动荡的根本动因。然而，这种政治意志的表达遭到了坚持传统意识形态的力量之反对，并最终在发展过程中演变为尖锐的政治冲突，针对少数“官倒”的社会抗议运动最终成了一场动被暴力镇压的政治悲剧。

4. 社会分化的初期徵兆

    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价格改革阶段中，对整个社会成员的福利得失影响最大的是宏观经济政策。相当多数人群手中持有的货币量持续增加，但总需求的不断扩张也带来了通货膨胀，又降低了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在农村，农民作为改革第一阶段得益最大的阶层，尽管继续保持着发展的势头，但与城市人口相比较，农民的收入开始相对下滑。并且，由于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民的实际购买力也呈现相对下降的趋势。可以欣慰的是，乡镇企业开始崛起，农民的就地非农转化进展迅速，此外，部份农民开始外出打工。因此，在农村人口整体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开始下降的同时，从事非农产业的部份农村人口的收益有所增长。

    与此同时，城市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但城市居民内部的收入分化开始显著出现。一方面，城市中的工商业经营者群体迅速崛起；另一方面，“价格双轨制”的运行给了许多人通过差价赚钱的机会，并从中获得巨额收入。此外，由于“价格双轨制”的推行和总需求的持续扩大，体制内企业获得了相当多的利益，很大一部份体制内人员（包括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的收入福利大幅度增加。相比之下，城市里奖金福利很少的工资收入者和退休人员的实际收入增长缓慢，其中约15%至20%的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开始下降。[6]

    因此，整个价格改革阶段是一个经济发展与社会分化同时进行的阶段。一方面，经济总量在持续增加，总需求持续扩大；另一方面，“存量”经济的内部改革并未适时出现，企业改革和行政改革一再推迟，社会分化日益明显。在农村，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收益增长的势头受阻，但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人口的收益仍在增长；在城市里，新兴的工商业阶层进一步成长，部份人因“价格双轨制”而获益，但大多数城市人口在物质利益有所增长的同时开始丧失计划体制下的安全感。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价格改革先于企业改革，体制内企业在大幅度增加员工的奖金福利的同时并未进行相应的资本积累，“短期行为”盛行，同时，企业内部也增加了相当多的冗员，加之行政部门对经济仍保持控制，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机制未能及时建立，这些弊病在进入改革的第三阶段后开始逐渐发作出来。

5. 1992年至1993年的经济浪潮：“资源资本化”

    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标志，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推动力首先来自于政治家的政治意志，但也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逻辑的自然延伸。尽管在这一阶段企业改革理应成为改革的主要内容，但在现实中，改革的实际内容却主要不是体现为企业改革，而是表现为所谓的“资源资本化”过程。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把国有企业视为其权力的基础和收入的来源，因此，首要的考虑总是巩固、加强并管住国有企业，而不愿意放松对国有企业的控制。由政治家的意志所推动的这一轮改革，不太可能让各级政府放松或放弃对企业的控制，因此也就不会有真正的产权改革。其次，中国改革的模式是“由点到面”、由沿海而内地，沿海部份地区的经济成就刺激了内地的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又使得各级地方政府既有了实现自身利益的动机，也有了相应的手段──对土地、银行贷款的控制、地方财力、政策自主权等。在此情况下，向沿海学习并以各种方式“招商引资”的模式压倒了企业改革的要求。再次，在此前的改革进程中，“放权让利”等措施使城乡居民手中握有相当数量的货币，其主要形式是银行存款。由于大多数储蓄者既没有其他金融产品可供选择，也极度欠缺金融知识，对银行系统滥发贷款的后果不甚了了，这就为少数官商勾结者套取银行贷款从事房地产投机提供了方便。第四，价格改革中政府官员及其亲属的内外勾结以实现利益交换的行为为部份人带来了大量收益，这一结果具有某种示范效应，让金融、土地等部门的政府官员们看到了“榜样”。最后，经历了因1989年的政治动荡而出现的2年多经济萧条和政治压抑之后，大部份民众普遍期待进一步改革，这就降低了社会对“资源资本化”行为的抵制程度。

    就这样，政治家的政治意志、各级政府的扩张冲动、部份人实现自我利益的企图以及相当部份社会大众对进一步改革的期待，形成了巨大的合力，共同推进了1992年、1993年间的经济浪潮。在此期间，开发区建设、房地产热和股票热开启了土地和资产的资本化过程。其实质是：一方面将原有体制下尚未货币化的公有资源推向市场；另一方面则是利用改革前两个阶段积累起来的货币资产，并伴随新增的大量货币供应，形成泡沫型需求，其效果犹如赌场筹码的增发。短期内由于流通货币的骤然增加，经济呈现出突然的繁荣。其结果是，地方政府通过向银行负债、集资等方式扩张了本地经济的规模；部份国有企业通过增发股票获得了大量资金，并将资金转化为新一轮的投资和消费；房地产热则发生在部份地区，通过对银行负债的方式而将资产转移到了部份人手中。

    混乱盲目的投资令经济过热，1992、1993、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高达14%、13.5%和12.6%。持续的需求膨胀一方面诱导着进一步的盲目投资，在大多数行业造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风险，另一方面又导致通货膨胀。政府不得不在1993年实行“宏观调控”，收缩投资。但一旦强行缩小货币供应，经济又骤然进入相对下降的局面。

    这一阶段除了造成通货膨胀和宏观调控的一轮循环之外，还伴随着财富的大量转移。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通货膨胀给中下收入阶层带来的直接影响之外，这一阶段的财富转移的负面作用尚未立即表现出来：首先，由于“资源资本化”过程的买方主要通过负债形式获得银行贷款，这造成了银行系统的大量不良债务，给金融体制改革带来了极大困难，并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但其短期效果却只是转化为流通货币的增加，而不是可感知的国民财富损失。其次，公有土地增值本来是经济的整体发展的成果，这一收入理应为全社会成员所共有，在体制的转型期这一增值收入最好是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和各项公共开支，政府要充填社会保障基金“窟窿”，唯一的来源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有土地的增值收入。但中国的现实却是土地等公有资源被低价出售，土地增值收入大量流失，结果导致社会保障基金缺乏，但这在当时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这里提到的财富转移当时具有相当的隐蔽性。

6. 经济发展“新特点”：依赖“积极的财政政策”

    伴随着“资源资本化”过程，企业改革延后的弊病在改革的第三阶段显现出来，国有企业开始日渐衰落。这有3个主要原因：首先是上面提及的企业“短期行为”的后遗症，几乎所有国有企业都曾经在80年代总需求扩张阶段有过其利润增长的“辉煌”时期，但这些企业却未将所获利润用于资本积累，而是转化为消费，并积累起大量的冗员，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其次，国有企业改革滞后于价格改革的结果是，国有企业未能形成适应市场价格信号的内部机制，这给了新兴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很大的竞争优势。再次，因为未实行企业改革，企业的“内部人控制”现象普遍存在，腐败、转移、偷拿等行为层出不穷。结果，随着国有企业的日渐衰落，大批国有企业职工被迫下岗、失业、放长假或提前退休，他们成为这一时期的利益受损者。

    由于体制内企业直接受到行政部门的管辖，其投资行为不能避免“长官意志”的干扰，并不得不负担起因为政府部门“自我利益化”而日益增加的“三乱”压力，这些都加剧了体制内企业的危机。企业改革滞后的弊端在改革的这一阶段还有其更深的影响。首先，企业改革滞后使得国有企业累积了大量的银行不良债务，使得银行普遍抱持惜贷心理，少数能够上市的国有企业从股票市场上获得资金后的新一轮投资也很不顺利，这一并压抑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动力。其次，与企业改革滞后一体两面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对经济事务的高度介入，地方政府在这一阶段初期的经济扩张行为受到重挫，加上各行业普遍产能过剩，导致各级政府将地方财力投向公共建设而不是产业升级。再次，由于经济发展缺乏动力，以实行“宏观调控”和“分税制”为标志，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通过增加税收和举债等方式，成为公共建设的主要角色，并以“抓大放小”为方向，使资源向垄断性企业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