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习惯挨打的吕邦列好运

http://talk.163.com　2005-10-10 12:01:10　来源: 中国青年报(北京)　　　网友评论 0 条

编者按：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说过，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人生活在社会里，必然要追求正义、公平。但是中国圣人孔子说，苛政猛于虎。所以中国老百姓向来喜欢桃花源，不喜欢政治。时代变了，人民开始寻求政治，开始要求捍卫公民的起码权利。吕邦列就是其中之一。从以下的报道中可以看到，论遭遇，论实力，吕邦列是一只泣血蝇虫，然而论行动，论见识，吕邦列身上有人性里善良光辉的东西，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我们祝福他好运，祝福他能够继续向前。

　　逼出来的竞选者

　　“从小到大，我都是乖乖的，从不关心政治，民主、罢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些词离我很远。早早结婚，本分就是种好自己的地，对村里的事漠不关心。走上为农民维权的路，完全是被逼的”。33岁的湖北枝江市百里洲镇宝月寺村村民吕邦列说。

　　1998年大洪水，村里的地被淹了，政府拨了救灾粮。可等到分米时，一些村干部分了很多，喂猪都吃不完，而有的百姓吃了上顿没下顿。老百姓反抗情绪很大。

　　张加贵是村里最老实巴交的一个，他家的粮分的很少，他气愤了，去抢粮，被拘留。

　　拘留出来后，他就开始跟镇里、村里的干部较真儿，把受贿的村主任拉下了马。2001年1月，他被群众选举上了村主任。一上任，他就开始查村里1997年到1999年的财务账目，还帮农民把每亩230元的税费减到100多元。可一天深夜，张加贵在自家遭暴打，10月死亡。肇事者至今未能归案。

　　至死，张加贵也没能公布出村财务。村民都说：“账塌了，塌在某些人手上。”

　　张加贵之死深深刺激了吕邦列。

　　2000年，吕邦列承包了20余亩沙地种植金丝绞瓜，因为天旱收成全无。他向镇里安排前来报道的电视台记者反映情况，当着镜头，他把沙刨了一尺多深，不见一点湿土，希望政府能减免税费。电视台报道时却说，吕邦列收成较好，镇里欲扶持他发展。吕邦列因此遭到村民指责，认为他说谎，为镇政府继续征收高额税费提供依据。

　　他受到了更大的刺激。

　　“我要出去找说法。”他说。

　　从2001年9月开始，吕邦列四处流浪。开始，他还怀揣着1000多元钱，每天每餐能吃3个5毛钱的包子，住3元钱一晚的工棚，到最穷时，口袋只有1元几角钱，一天只吃一个包子，睡地道。

　　这期间，他学到不少政策和法律知识，读了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还带着自己写的《百里洲发展方略》找到李昌平，李认为他的想法太超前，难以实现，建议他先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2002年11月，枝江市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吕邦列竞选村主任，以217票的最高得票进入村选举委员会，但却因为有人散布他的户口不在本村，未能成为村主任正式候选人。村党支部书记吕万科以高票当选。

　　吕邦列对落选很不服气，认为选举违规：选民到场不到一半时即发出全部选票，一些人没拿到选票，一些人却填了几十张……

　　他开始四处讨说法。“我关于选举不公、要求公布村财务的材料送到镇、市两委选举办公室，他们答复一周内调查处理，一周后又说两三个月给答复，后来又说忙，具体时间不好确定。又找市人大法工委、市民政局政权科，得到的也是推诿之辞。”

　　“我对政府官员的这种官僚作风已经厌恶到了极点，却拿他们毫无办法”，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是“绝食”。

　　2003年2月10日，正月初十，吕邦列坐在了市政府门口，那几天正下着小雪，一天、二天……五天，粒米未进。“再搞下去，这个人会死的。”过路市民纷纷说。下午3时，市信访办书面承诺处理问题。

　　2月19日，宝月寺村委会村务公开栏旁边贴出一张红纸，公布1997～1999年村财务收支情况，但没有公开明细账。

　　2月24日，市信访办回复了吕邦列上访问题，表示一人填写多张选票现象不存在。

　　法治轨道

　　吕邦列与当选村主任吕万科的“拉锯战”也就此展开。

　　2003年6月18日，宝月寺村民委员会发出一封公开信：吕邦列长期不务正业，把全村搞得一塌糊涂，人心惶惶，社会不得稳定。“有关吕邦列近年来的所作所为，我们将收集有关材料，陆续发出”，以帮助村民认识他的本质。

　　6月23日，吕邦列带头提出“对村主任吕万科罢免动议”，理由是：非法收取“一事一议”费；非法任命村组干部；拒绝财务、村务公开；拒绝推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数日内，宝月寺村2152个选民中709人签名支持该罢免议案，超过了所需的五分之一票数。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本村五分之一以上选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委会成员。

　　6月26日晚，吕邦列遭到棍棒袭击。

　　7月22日，村委会拒绝召开村民大会，引起近两千村民激愤。当天，吕邦列遭到了吕万科家人殴打，住院多日。村民们纷纷解囊支援躺在病床上、一贫如洗的吕邦列打官司，仅面值一元的硬币就有86枚，总计捐款560元。

　　最后，万般无奈的吕万科提出辞职。村书记、村主任位置空出。

　　两年的坎坷经历，让吕邦列萌生了获取“政治通行证”、多些“话语权”的想法。2003年年底，枝江市开始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32岁的吕邦列参加竞选。

　　他说：“选举法赋予了普通选民权利，老百姓完全可以选出自己的人大代表。”

　　吕邦列自制了2500份宣传单，挨家挨户送到选区选民手中。宣传单上写道：“我相信各位父老乡亲对贪污腐败分子和作风粗暴的干部是深恶痛绝的。然而，这些干部是各位父老乡亲共同推上台的。”不少选民深为震撼。

　　12月6日，吕邦列以“另选他人”方式获得选区6000余选票中的4551票，列总票数第一，而4名正式候选人无一过半数。

　　第一次参加枝江市人大会议，吕邦列又有惊人之举：投出了第一张弃权票。吕邦列的名气越来越大了。

　　今年4月，宝月寺村进行了村委会主任补选，吕邦列在1330名参选选民中以1035的高票当选。

　　纯朴的村民用选票将吕邦列推上政治前台，企盼他能有所作为。

　　无所作为

　　当上了市人大代表和村主任，吕邦列被当地人形容为获取了两张“政治身份证”，从体制外变成了体制内，“名人”更好维权了。

　　但这半年过去了，吕邦列的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黑，近乎绝境。

　　当上村主任后，他承诺村民最大的一件事是清查村历史账目。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笔庞大的150万元欠账是个烂泥坑。

　　他以市人大代表的身份写了请求相关政府部门支持宝月寺村账务公开的议案，没有回应。他到处找市人大代表联名，但没有多少人响应。

　　他跟镇政府也开始“不合作”。当选村主任后，镇政府一再下发《纳税通知书》，都被他扣下了。他认为“纳税人要先享受村财务公开的权利，再履行纳税义务”。镇政府没办法，又准备了一套，通过村党支部发下来。

　　“自从我当选以来，镇政府没通知我参加过一次会，很多该我处理的事情都把我撇开。”吕邦列说。

　　村委会4个人，心也拢不齐。先是公章被抢，吕邦列挨了一顿打。接着选村组长，村委会别的干部认为组长应由他们兼职，吕邦列认为他们不能代表村民利益，应由村民们自发选举小组长，而且工资多少由村民们说了算，这样村民才能自治。但村委会其他人认为，选出的组长都是“吕邦列的人”。

　　7月，吕邦列召集村组干部开会，准备讨论查账问题。会前，他被一村民殴打，没有一个村干部说一句话；会议中，一村干部撕毁吕邦列的发言稿，会议不得不中止。

　　吕邦列说，几乎所有村委会干部都与他发生过争执。

　　村民由于负担过重和村里财务混乱的问题，一直拒绝交纳任何税费。当地治安也很混乱，“村委会办公楼里的东西早就被偷光了，连玻璃都被人撬走了，只剩下几个没人要的条凳。”

　　有人用“无政府”形容宝月寺村。10月11日，吕邦列再次被殴。

　　吕邦列当选人大代表时，村里有人为他放起了鞭炮。相隔不足一年，村民的心理也悄悄发生了变化。

　　“以前邦列到处为减税讨说法，老百姓都支持他。可如今，请外村的会计来查账审计，家家要摊钱，查不查得出还指不定。当地恶人横行，打击报复、敲诈勒索时有发生。老百姓心里亮堂，可拖家带口的，心里怕呀！”即使吕邦列的哥哥，很多时候也不支持他。

　　吕邦列在村民中征求意见：“为了查账人员及村民财产、人身安全，你愿意成为联防队员吗？”“如果查账人员被打或财产被偷被毁造成损失，你愿意承担赔偿费用吗？”

　　600多份问卷发下去，收上来的不到20份。

　　老百姓的心凉了，吕邦列的日子也越发贫穷了。

　　吕邦列离婚后，和80岁的老母亲住在30多年的房子里，满屋坑坑洼洼的泥地，家里空空荡荡，一张老方桌，几把竹凳，一张结婚时的大床上方是用化肥袋搭的天花板。

　　由于维权在村里得罪了一些人，担心生产受破坏，吕邦列放弃了承包地，靠打零工糊口，有时穷得连自己都养不活。他不得不向熟悉的村民借债。由于不能按时还债，现在已经没人再愿意借钱给他了。

　　从2003年开始，吕邦列最为“奢侈”的一笔支出是给自己买了一份平安人身保险，10年每年交纳444元。10年中如果他意外身亡，受益人将获得18万元的赔偿。他在“受益人”一栏填上了母亲和他与前妻的四年未曾见面的女儿。可是，到了今年，本来应该是在7月底前交纳的保费，保险公司已经多次催促，却至今未能交清。

　　“挨了几次打，我怕自己哪一天走了。”吕邦列说。“有时候，一群人大白天冲进屋打他，我用棍杖护着他，我怕他走在我前头了呀！”80岁的老母亲说。

　　村账目硬骨头啃不下来，竞选村主任时的信誓旦旦让吕邦列很“脸红”、“心急”。他开始曲线改革，从老人问题等边缘地方突破。

　　今年7月，8名武汉科技大学的支农志愿者，协助他在村里筹建了老人协会，希望以此解决老人的生活问题。他还利用村里废弃的小学校舍建立村民图书室，探索筹建合作社和经济发展协会，等等，企图以此恢复村里的秩序，重建农村的公共生活。

　　但是，这些想法在秩序混乱的宝月寺村显得奢侈。即使这些想法都能实现，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村里面临的主要冲突呢？

　　纯朴的村民用选票将吕邦列送上前台，企盼吕能有所作为。选举过后，吕邦列举步维艰，村民们却只能默默的看着他走到绝境。

　　“邦列是个好孩子，可我们村是一把乱头发，邦列一个人没有办法。”75岁老人朱治年说。

　　“我们希望邦列这样的人，多一个，好一个，但上面压一个，算一个，少一个。”一位51岁的村民说。

　　“我还不想当逃兵。我知道，如果我成了逃兵，将不仅仅是我的悲哀，那会寒了多少老百姓的心啊！但不当逃兵，我该如何走呢？”吕邦列说。

　　33岁的吕邦列，似乎又要走上3年前走过的路，又要回到最初的原点。

资料链接：

吕邦列：村官艰难“执政”路

来源：南方周末

　　■湖北枝江市人大代表、宝月寺村村委会主任吕邦列，受潜江人大代表姚立法的影响，近年来一直把推进基层民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他罕见地以非正式候选人的身份竞得人大代表一职；他去年发起罢免了原村主任，并在后来补选工作中成功当选；他上任后即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关规定施政。

　　■然而，各种主客观因素使他在半年的执政过程中步履维艰。人生道路上屡遭挫折的吕邦列，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我该怎么走？”8月下旬，面对上任后难以承受的种种挫折，当选仅四个月的湖北省枝江市宝月寺村新任村主任，33岁的吕邦列写信向外界求助。

　　信中写道：“自从2001年走上为民维权的道路，我从没后悔退缩过。而如今，在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后，我反而不知该如何走下去了！我不想当逃兵，但不当逃兵我怎么办呢？”

　　在2004年4月20日举行的村委会主任补选工作中，吕邦列赢得了80％的选票，以绝对优势当选。在这之前，他曾成功发起罢免原村委会主任吕万科的“运动”，因此被一些人看成是靠“造反”上台的村主任。

　　然而，单枪匹马的吕邦列，在上任后按当初向村民承诺的那样打算“清账”时，却发现自己被完全孤立了。

　　其他村委会委员是上届班子的遗留成员，自然不可能支持他。尽管上任5个月了，吕邦列似乎仍然是一个“非法”的村主任：民政部门至今没有给他颁发当选证书；村委会的公章甚至也被人拿走，最后交到了一名副主任手中。他没有办法，他所依赖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相关实施办法，并没有规定过谁保留公章这样的具体问题。

　　4月26日，吕邦列上任后第一次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结果因为参加的人没过半数而流产。这一天，他第一次走进村委会办公室，发现这里已经是一无所有，连灯泡也已被人拧走。

　　上任至今，吕邦列召集的村务会议大大小小不下十次。然而从没有过当“官”经验的他根本“压不住场”。一开口，就磕磕巴巴，丝毫没有他写文章时的灵气。结果，几乎每次开会都搞得一塌糊涂。

　　“邦列是个好人，人蛮老实，蛮吃苦，可他不是当官的料，他斗不过那些人啊。”看到吕邦列的种种困境，许多村民这样说。

　　在一位村干部看来，吕邦列在反应速度和表达能力方面存在缺陷。“可他倒好，有理也只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要命的是，新的工作难以开展，前村委会工作遗留的麻烦却接踵而来：

　　6月2日，原村党支部书记张加喜状告原村委会合同纠纷案开庭，吕邦列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出庭应诉。

　　7月13日，枝江县城的一个人过来，称前村委会借了他8000元钱，现在到期了，得还。吕邦列称“没钱”，三言两语下来，对方火冒三丈，称“以后不要让我在外面看到你”。

　　8月23日，邻村的两位老人找到吕邦列家里，要吕邦列“行行好”，将村里欠他们的两千元还了。老人一坐就是两天，吕邦列最后心软，将他们领到镇政府，以自己的名字打了个白条，让老人先领走1000元。

　　挨打已成家常便饭

　　最惨的是，上任至今，吕邦列曾四次被村组干部打过。这个把基层民主当作为百姓维权武器的村委会主任，如今连自己的人身安全也维护不了了。

　　到宝月寺村参加社会实践的两位大学生陈日强和谭翊飞见证了吕邦列的一次被打经过：7月6日，吕邦列召集村组干部举行议事会，结果会还没开，村民理财小组组长朱小洲便要求村里还钱。被拒绝后，朱小洲一拳将吕邦列打出鼻血，吕拾起一块石头还击，但没有打中。自始至终，也没一位村干部过来拉架。而有意思的是，架打完后，吕邦列擦擦鼻子，继续开会。但话没讲几句，村支委胡桂珍即破口大骂，同时将吕邦烈准备的会议提纲撕碎。

　　两个月前，胡桂珍、朱小洲刚被吕邦列当众免去村小组长的职务。

　　事实上，去年6月26日吕邦列因为罢免原村主任开始挨打之后，被打已成家常便饭。

　　第二次被打之后，一位好友建议：直接找上门去，捅对方一刀，你不欠我，我不欠你。然而吕邦列坚持打官司，后经过二审判决，官司总算打“赢”，不过吕邦列诉讼费加上律师费一共花了4000多元，对方赔付了不到1600元。

　　吕邦列称，在搞罢免前村主任和当选村主任之前，他在宝月寺村没有“仇人”。

　　与此同时，吕邦列在经济上已陷于绝境。本来就负债累累的他，如今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吕邦列82岁的老母亲，天天就担心两件事：一是吕邦列会不会再挨打；一是米缸里的米还能吃多久。

　　吕邦列上任时承诺，他将按村民组织法要求，拿评议工资。即到了年底，他的工作成绩经村民代表大会评议通过得到认可，方能拿到钱。他也是宝月寺村第一位作出此承诺的村主任。目前，因为村里的账上光剩下债，工作中碰到用钱时，吕邦列只能自己垫付。对于年底时工资能否拿到手，吕邦列心中没数，“现在的情况很不好说”。求助信发出之后，有两位曾来宝月寺村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为吕邦列发起募捐，然而截至目前收效不大。

　　曾参加过宝月寺村委会竞选的村民吕邦林认为，如果按照现在的境况再投票的话，吕邦列可能仍然会当选，但票会丢很多。

　　关于吕邦列所面临的困境，“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这说明用选举手段解决村级矛盾，其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现在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因为有了村级矛盾然后引入村民选举制度去解决，还是村民选举制度导入农村后激化了新的矛盾。”

　　而曾与吕邦列见过面的湖北监利棋盘乡原党委书记李昌平则称，吕邦列今天的局面，根本上缘于村民选举制度在设计上的缺陷，它没有相关的配套制度做保障，并且与传统的农村文化相冲突。李昌平认为，像吕邦列境况并非个案，他曾认识浙江义乌一个民选的村委会主任，能力比吕邦列强得多，结果当选后也陷入于困境，以至于上百万家产都差不多赔了进去。

　　年纪轻轻的“上访户”

　　9月27日下午，枝江市人大代表吕邦列来到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个月前，他向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位副主任提交了一份《关于宝月寺村财务审计的建议》，这次过来问问结果。这样的建议吕邦列也曾向百里洲镇党委、政府提过，都是音信皆无。“他们管不管是一回事，我提不提又是一回事。”吕邦列说。

　　外表老实巴交的吕邦列，内心其实很不安分。兄妹8人当中，吕邦列最小。父亲在吕邦列17岁时去世，临死前，拉着他的手，嘴里喊着“邦列”。显然，老人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自称“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小儿子。

　　因为家贫，吕邦列高中未毕业便离开学校，之后种过菜、搞过推销，去过北京、广州。但都没赚到什么钱。在一位本家看来，主要原因是他“小钱不愿挣，大钱挣不来”。

　　2000年，吕邦列决定“赌一把”。他将自己的责任田卖给四哥，凑了1.4万元，在附近的白马寺村承包了20亩地，种一种新鲜的作物———金丝绞瓜。结果，由于天气大旱，几近绝收。不过也有人说，即便是当年丰收了，吕也未必能赚到钱。因为这种瓜在本地根本没有市场。“他是那种做事不计后果的人。”此人这样评价吕邦列。

　　之后，吕邦列向被镇里安排前来采访的电视台记者反映了干旱情况，希望镇上能够酌情减免当地税费。电视台在报道里却说吕收成较好，镇里还欲扶持吕发展。随后，吕遭到了当地村民普遍指责，认为他说谎，为镇政府在该村继续征收高额税费提供依据。

　　一怒之下，吕邦列开始不断上访，反映农民负担问题。他曾在一年内两次去北京。“那段时间他白天挑砖(当建筑工)，晚上看书，等到攒够了路费，就去北京上访。”好友陈敏峰说。

　　在宝月寺村许多村民的眼中，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怪人。他们不明白，年纪轻轻的吕邦列，为什么不做个本分的庄稼人，而是非得满世界自己贴钱乱跑？

　　2001年5月，上访毫无出路的吕邦列找到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与其讨论其费时一个月写成的《百里洲发展方略》，其核心观点是，将当地分散的农用地进行重新调整，以进行规模化种植。除此之外，吕邦列还写成了一篇题为《破解“三农”难题》的文章。

　　然而，李昌平认为，他想法很好，但是很难操作。并劝吕邦列先留在北京打工，解决生存问题。“他当时对我很有意见，”李昌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当时就觉得，他回村里不会有好果子吃。”

　　不过吕邦列承认，他的观点几乎没有得到过赞同。“他总是考虑一些国家领导人才去考虑的问题。”百里洲镇党委书记王青山说。事后回顾，吕邦列说，那是他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日子，他看不到希望，因此极想找人倾诉。

　　吕邦列并不成功的上访历程中，也有一个反例。2000年，百里洲248户农民因避水搬迁，开始每户拿到国家补偿款1.3万元。无意中，吕邦列发现了疑点，怀疑镇政府克扣补偿款，遂找人签名，到北京找《中国改革》杂志反映问题。回来后发现，镇政府又给每户补发了2000元。

　　仅有的这一次成功，使人们开始对吕邦列刮目相看，他由一个“疯子”变成了一个“能人”。同样也是这次成功，也为他以后竞选人大代表和村主任打下了重要基础。

　　票箱里跳出的人大代表

　　2003年1月，吕邦列应《中国改革》杂志之邀，赴北京参加一个乡村建设培训班，在那里，他听了“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的讲座，还认识了离百里洲一百多里远的湖北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1998年，这位曾四次以自荐参选人身份竞选市人大代表的教师最终以高票当选。

　　“这(认识姚立法)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吕邦列说。从此之后，吕邦列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基层民主。近年来，每当在推行民主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吕邦列总是本能地去找姚立法探讨。

　　关于以自荐方式竞选人大代表，姚立法曾提到包括经济状况、家人支持等8项前提条件，而除了“持续的政治热情”这一条，吕邦列几乎无一具备。

　　但吕邦列的“政治行动”还是开始了，第一个行动就是罢免本村原村委会主任。

　　2003年6月23日，吕邦列提出《对村主任吕万科的罢免动议》。理由是非法收取“一事一议”费；非法任命村组干部；拒绝财务、村务公开；拒绝推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谈及此举的原因，吕邦列称，他主要是想证明：如果老百姓对村干部不满意的话，是可以罢免他的。“我想让老百姓看到民主的力量。”

　　力量果然很快就展示出来，宝月寺村2152名选民中有709人签名支持吕邦列的罢免议案，超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五分之一票数。如前文所述，吕邦列也很快尝到后果，在提出“罢免动议”3天之后，就被3名青年男子棍棒袭击。吕邦列被打后，数十宝月寺村民就此事到枝江市政府集体上访，迫使吕万科辞职。吕邦列在补选中获胜。谈及支持吕邦列的原因，一位投了他的票的宝月寺村民说：“他(吕邦列)虽然未必能带我们致富，可是他是真心为老百姓办事，不贪。”

　　不过，尽管与原村主任吕万科成了冤家，但吕邦列并不认为对方是个“坏人”。“他也是受害者。他原来也想为老百姓做点事，但上台后就变了。”吕邦列说，“好多村干部都这样，关键是没有一个好的制度。”

　　2003年底，吕邦列决定参加枝江市人大代表选举。他自费印了2500份题为《请尊重您手中的选票》的宣传单，宣传单解释了代表法有关规定，“如果你们亲手选出的人大代表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他们会如何行使这一职权呢？”

　　寒冬中，吕邦列跑了三天，向选区内的村民挨家挨户散发，其间还被狗咬伤过一次。

　　最后，4500多名选民勾去了4位正式候选人的名字，在“另选他人”一栏中填上了“吕邦列”。这使他成为宜昌市第一位以此方式竞选成功的人大代表。

　　吕邦列竞选人大代表成功之后，他所在的百里洲镇党委书记被调离。至于调离原因，曾有这样的传闻：一位上级领导质问这位书记说，为什么这么有群众基础的人，反而进入不了候选人名单？使对方有苦难言。

　　竞选成功后，吕邦列在其参加的第一次市人大会议上就开始发难。在主持人宣布完主席团名单并征求意见时，吕邦列举手发言，认为按照程序，主席团人选应该征求代表意见，但没有人征求过他的意见。其次，他对主席团人选的背景资料并不掌握，无法判断其是否合格。发言时，百里洲镇人大主席急得直拽吕邦列的衣角，但吕邦列置之不理。最后，吕邦列投下了这次人代会上惟一的一张弃权票。

　　宝月寺村所在的百里洲镇，其实是长江中的一个岛，历史上曾水患不断。1702年，有个叫路飞霄的当地人决定筑堤防洪，为此3年不剃头，3年不回家，磕头请老百姓帮忙筑堤。最后大堤筑成，水患解除。

　　时至今日，吕邦列对这个小时候听来的故事记忆犹新。“一个人要想做出点事情，没有点恒心是不行的。”

　　“清账”为什么这么难？

　　了解吕邦列目前的处境，还要结合宝月寺村的历史。

　　事实上，吕邦列并不是宝月寺村“造反”的村主任，也不是第一位挨打的村主任。

　　吕邦列决定“造”吕万科的“反”之前，提前买好了一份人身保险。如果他因意外死了，那么他82岁的母亲和6岁的女儿将可以得到18万元。这是吕邦列每年来最大的一笔支出。

　　吕邦列说，之所以这么做，是缘于前任村委会主任张家贵之死。

　　在1999年的村委会竞选中，张家贵战胜已被撤去村党支部书记职务的另一位候选人张加喜，当选村主任。张加喜是被张家贵通过“上访”告倒的，因贪污问题被撤职和留党查看。

　　张家贵上任后不久，宝月寺村民的人均负担迅速降了一百多元。从那时起，宝月寺村的村民们对选举看得越来越重。“只有当民主给村民们带来看得见的好处时，他们才会相信。”吕邦列说。

　　然而，2001年9月，在坚持清理宝月寺历史账目期间，张家贵深夜在家突然遭打。

　　有人冒村民吕云甲之名打110报警，但当晚无人出警。两天之后，吕云甲家的几十棵梨树反而被砍。

　　三个月之后的2002年1月，张家贵因心脏病医治无效死亡。“我儿子是被气死的呀。”时隔三年，张家贵的母亲鲍春秀说。张家贵被打案至今未破。

　　吕邦列认为，张家贵之死给宝月寺村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因为担心被打击报复，对村里的种种乱象，许多村民敢怒而不敢言。“如果再没有人敢站出来的话，老百姓将彻底绝望。”

　　宝月寺村的财务问题一直是吕邦列“执政”后工作的“核心”，4月20日高票当选村主任后，便意味着吕终于可以亲手处理这一问题。

　　但4月26日开会那天，吕邦列打开村委会财务室的门，终于看到了最担心的一幕：财务室一片狼藉，地上铺满了撕毁的账本。一个柜子的门内侧用粉笔写着：“小心内有炸弹。人贵有自知之明。”

　　吕邦列当初竞选时，曾作出清账、建经济合作社、成立老年协会等承诺。然而上任后发现，第一步便走不下去了。近十年来，宝月寺村历经多届村委会，而账目却从未进行过正式交接。

　　吕邦列称，正是因为曾承诺清账，他才在竞选中赢得那么多选票。

　　但是，吕邦列上任后才发现，自己远远低估了清账的难度。

　　5月份，吕邦列召开的第一次关于债务问题的村民会议上，村民吕小石会上称“要将腐败分子揪出来”。结果当晚自己家的梨树被人砍了几十棵。

　　根据贴出的财务公开栏上的数字，宝月寺村委会目前的债务总共达152万元。在百里洲镇党委书记王青山看来，这个数字并不算大。因为整个百里洲村均负债是200万元。

　　然而一提起欠债的事，曾在宝月寺村担任30余年老书记的张春兰却是痛心不已，1982年，他向下届村干部交接的时候，账上还有20多元的集体财产，如今却剩下一屁股债。“都是让这些败家子给挥霍了！”

　　据村委副主任兼会计张代友介绍，村委会所欠的债，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借来“上缴”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宝月寺村委会为了完成镇上的征收任务，大都要通过借高利贷上缴。经手的村干部可以拿到10％的提成，而欠下的债却越积越多。

　　宝月寺村的清账并非没有进行过。2000年，在村主任张家贵的极力要求下，百里洲镇政府派原经管站站长胡庆国牵头清查宝月寺村1997、1998、1999三年间的账务。胡耗时一月，基本将问题搞清，其中涉及到村、镇两级干部吃喝送礼问题。“许多白条子都是瞎编的，”胡庆国说，“当时的调查结论写了厚厚一沓。一笔笔、一件件清楚得很，甚至连解决方案也写了。”

　　然而正在紧要关口之际，胡庆国突然被调走搞土地丈量工作。

　　“张家贵当年曾找到我的办公室，要求看清查报告，我说，这个现在不能给你看，但迟早会让你看。”胡庆国说。

　　可是，几个月后，张家贵抱病身亡。这也成为胡庆国永久的遗憾。但是，“领导没说公布，我怎么敢公布？”

　　2003年1月，张家贵生前所查的账务部分公开，但宝月寺村民反映，那次仅仅是贴出来几个数字，至于存在哪些问题，由谁造成的，则皆没有说法。“有一年我们村里的支出账是52万元，这笔钱都到哪去了？谁都不讲。”一位村民说。

　　直到现在，这份2000年的清账报告，仍然没有向宝月寺村民公开。

　　在百里洲已经结束的夏季农业税征收工作中，宝月寺村仅完成3万元，不到应缴税额的一半，名列全镇倒数第一。在百里洲镇党委书记王青山看来，主要原因在于“个别村干部”没有配合。而吕邦列则认为，如果把村里的问题查清处理了，宝月寺村民借钱都会把税缴上。

　　据悉，目前百里洲镇正配合中央文件进行村务公开工作，吕邦列认为，这是揭开“清账”问题的一个好机会。而据王青山介绍，这次公开是针对2002年税费改革之后，之前的账目并不涉及。在王青山看来，宝月寺村的当务之急是“班子团结问题”，而不是“清账”问题。

　　对于“清账”的前景，宝月寺村的一位退休教师认为可能性很小。因为这绝不仅仅是宝月寺村的问题，“全镇有40多个村，你宝月寺一开了头，那其他的村怎么办？上面能收拾得了吗？”“张家贵拿命都没换来清账，凭你吕邦列就能？”早在当初作出竞选承诺时，就有朋友这样告诫他。然而，对于行事习惯于勇往直前的吕邦列而言，此时已经没有退路。他说，这是他继2000年种金丝绞瓜之后，人生中第二次大的“赌博”。（本报见习记者　柴会群）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四年级学生谭翊飞对此文亦有贡献)

红网：吕邦列的困惑是农村基层民主之痛
来源：红网
　　吕邦列是湖北枝江的一个农民，近年来一直把推进基层民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成功当选为枝江市人大代表、宝月寺村村委会主任。然而各种主客观因素使他在半年的执政过程中步履维艰,甚至自身生计都成问题，33岁的他感到困惑，既不想当逃兵，又不知该怎么办，帮吕邦列发起募捐的一位大学生志愿者在电话里对笔者说，环境让一个好人当上了村官，但环境的不完善却又不允许他当成一个好村官。（见10月7日《南方周末》报道）

　　也许此话有偏颇之处，但吕邦列的遭遇却是进入后选举时期面临的重要课题。当选举的程序公正基本得到保障的时候，如何在选举之后应对种种可预测以及不可测的困难：譬如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尤其是乡村两级政权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的两委矛盾，如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等等，还有像吕邦列所遇到的生活窘境等不可预测的困难。但窃以为，基层民主环境建设没有跟上才是各种困难的根源。进一步说，这个环境主要是心理上的接受程度不符合民主进度，不仅仅干部心理不适应，当老百姓发现民主意愿可以落实的时候，心理上的冲击力常使其对当选干部期望值过高，而现实生活则有思维、行为等惯性，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这样一个新环境没建立起来，旧环境还在发挥影响的阶段，当选村官们往往面对四种结局：一种是顺利过渡，各方面关系较为稳妥地处理好，不说游刃有余，至少也能在所辖范围内说话算数；一种是上级满意，群众不满意，群众最后觉得选与不选一个样，还是上面说了算；第三种是群众拥护，上级反感，这种当选村官多是以前的老上访户、钉子户等，在带领农民维权和抵制不合理收费地过程中成长起来，但当选后与上级关系不融洽，前景堪忧，2001年和2002年，湖北潜江619位民选村官被非法撤换就是典型例子；第四种是个人能力和魅力不够，上级觉得给你任务你完成不了，群众觉得你办不成事，算不上坏人也当不了好人，上下都不讨好。吕邦列实际上就处在第三种和第四种状态之间，他想办好事，想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连自身生计最后都成问题。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讲，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应当是个具有正常智力的成年人都可为执政官且能执好政的社会，执政官并不需要高人一筹的乃至“哲学王”的智慧，政治从业人员与其他从业人员相比，仅仅是分工不同，应当和其他行业一样，具备一定的政治专业素养即可胜任。可以看出，吕邦列的问题既有他个人的因素，譬如不擅长主持会议，但是更重要的问题却是制度与环境造成的。正如李昌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吕邦列今天的局面，根本上缘于村民选举制度在设计上的缺陷，它没有相关的配套制度做保障，并且与传统的农村文化相冲突。

　当前，农村还有很多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宏观的三农问题困境往往和选举结果纠结在一起，当村官们应对这些困境捉襟见肘时，选举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而当老百姓对选举结果不再相信的时候，作为民主基本手段的选举制度，也就遭遇了价值危机，进而影响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

　　因此，如何看待选举后出现的这些问题，就成为目前值得思考的一个话题。政府不能在选举结束后就撂摊子，应该有意识地加强对当选村官和人大代表的政治素养训练，使他们掌握一定的经济、文化、法制和政治知识，以胜任当家人的角色。而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不断完善基层民主配套设施建设，强化公民对村民自治、人大代表选举等民主制度的信心，通过各种措施不仅使公民能真正当起家，还要当好家。